年12月6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为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抵达了斯德哥尔摩。在机场迎接他的却是一大群抗议者，这些人谴责他支持智利军政府及其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接下来的一周，弗里德曼和他的妻子罗丝（Rose）处于警方的严密保护之下，无论去哪儿都有两名保镖陪同。在颁奖典礼上，一名示威者身着白色领结和燕尾服高呼反对军政府、资本主义和弗里德曼的口号，最后被逐出音乐厅。就在卡尔国王颁发诺贝尔奖之时，上万名民众在大厅外示威，高呼反对弗里德曼及其政策建议的口号。几个月前，当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公布后，许多以前的获奖者，包括科学界名流莱纳斯·鲍林（LinusPauling）和戴维·巴尔的摩（DavidBaltimore）均致信给《纽约时报》，反对将该奖项授予弗里德曼。
年3月，弗里德曼在访问智利时发表有关经济政策的演讲，谈到如何抗击通胀和刺激增长。当时智利面临着经济停滞、三位数的通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在这短暂的行程中，弗里德曼会晤了经济部门的高官，并与智利强人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进行了一场45分钟的会谈。弗里德曼在一封写给将军的长信中总结了他对智利经济的看法，他建议将大幅削减公共部门赤字作为消除通胀的唯一办法。
在弗里德曼访问之后不久，军政府实施了媒体所谓的“休克疗法”，以打破公共财政失衡、高通胀、货币贬值、工资上涨和进一步通胀的恶性循环。这一计划的核心是要急剧减少公共部门的开支。然而，历史记录表明，弗里德曼访问皮诺切特与“休克”政策的实施没有关联。“芝加哥小子”经常被视为“智利改革的设计师”，而其中最为年长的塞尔吉奥·德卡斯托曾经说过，弗里德曼在这方面或其他一些问题上对皮诺切特并没有产生影响。同样，记者阿图罗·方丹·阿尔杜纳特（ArturoFontaineAldunate）在谈到年改革启动时，也没有提到弗里德曼或其信件曾经发挥过任何作用。按照方丹·阿尔杜纳特的说法，年严苛的财政政策是由新近任命的财政部部长豪尔赫·考阿斯（JorgeCauas）及其团队设计的，它将每个政府部门的开支都缩减了15%～25%。此外，军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推行的经济改革方案在其他方面也明显不同于弗里德曼的建议：进口关税被逐步降低，而弗里德曼建议的是急速降低；军政府采取的是智利比索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而不是弗里德曼曾推荐的浮动汇率。正如后面将会看到的，本币币值钉住美元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在去世之后的数年中，米尔顿·弗里德曼仍因插手智利的经济改革而受到批评。这些批评不但错失了重点，还反映出人们对过去40年中智利的历史演变缺乏足够的了解。
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治下的智利：—年年9月11日，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一场由其陆军参谋长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血腥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在这之前的三年，阿连德的人民团结阵线（UnidadPopularCoalition）一直试图推动智利走向社会主义。然而，形势的发展未能尽如总统及其顾问所愿。阿连德在年普选中仅以39%的相对多数上台执政，其政府无法显著扩大政治支持。政府与温和的基督教民主党和保守的国家党等反对党的政治关系迅速变得紧张；立法受到阻碍，阿连德内阁中的12名成员遭到弹劾。智利国内出现严重撕裂，由双方支持的暴力示威越来越成为家常便饭。
阿连德的经济计划包括如下目标：大型铜矿、银行业和一些大型垄断企业的国有化；不断深化农地改革，以小农户、合作社和国有农场共同替代大庄园制。此外，基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计划体系将取代市场体系，至少部分地作为经济决策的主要机制。在短期内，人民团结阵线希望通过刺激需求以增加产出和收入，尤其是穷人的收入。为了实现这一点，政府支出大幅增加，并提高了工资水平，仅在第一年最低工资就提高了50%以上，中央银行也实行了宽松的信贷政策。
一开始，经济政策的新思路似乎奏效了。阿连德上任一年后，经通胀调整后的平均工资增加了25%，经济整体的年增长率急升至惊人的8%，通胀率被控制在22%。然而，在这些美妙的数字背后，严重失衡日积月累，对于机器设备的投资几近停滞，贸易赤字显著增加，价格开始迅猛增长。年，经济整体增长陷入停滞，官方提供的通胀率达到%（它其实大大低估了真实的通胀，因为很多商品按照官方控制的价格无法买到），经通胀调整的工资水平跌落到比年更低的水平。此外，商品短缺越来越普遍，交易商品和外汇的黑市获得了普遍发展。总产出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伴随着反对党推动的一系列全国罢工，劳动力市场持续动荡。其中特别严重的一次是年10月由全国货运业组织的全国性罢工。
年的经济形势令政府官员感到大为震惊。由于当地官僚特有的幼稚和固执，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实施的是实现收入增加、再分配、增长和成功的秘诀。由于通胀的爆发和大规模的商品短缺，右翼政客和美国受到了谴责。即使面对这种死气沉沉的经济状况，经济政策仍然未得到纠正，政府以极大的决心努力前行。年，部分由于更严重的政治动荡，经济状况明显恶化。在这一年的前三个季度，也就是直到政变前夕，经通胀调整的工资明显降低，降幅在33%～50%。当年通胀率超过%，总收入下降了4%。
年9月，当军队推翻总统阿连德的统治之后，智利经济陷入一片混乱。自那时以来，分析师、学者和媒体一直试图搞清楚美国是否与皮诺切特的政变以及随后实施的市场化改革有牵连。毫无疑问，阿连德的当选并不受尼克松政府的欢迎。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阿连德的当选是对我们国家利益的挑战。我们发现，与西半球的第二个共产主义国家和谐相处并不容易。我们相信，阿连德的当选很快就会激发一系列反美政策，这不利于西半球的团结。出于与古巴相同的原因，智利迟早要与苏联建立紧密的联系。”
根据美国政府解密的情报，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华盛顿为智利的反对派政党和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根据一份由美国参议院所谓的教会委员会在调查智利地下活动时给出的报告，中央情报局在早年间曾参与一场旨在使阿连德落选的行动。
在广泛审查了数以千计的机密文件和电报后，教会委员会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证实中情局在背后支持了9月11日的政变。即使对中情局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皮诺切特及其同谋者的质疑仍然存在，很明显的是，阿连德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这种政策基于对该国经济问题的严重误判，而它所依赖的政策措施在一次又一次的民粹主义实践中屡遭失败。正如许多民粹主义运动一样，获得短期利益，如年经济增长率与工资水平突然提高，要付出的代价是透支未来和创造明显的通胀趋势。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Rosenstein-Rodan）是将经济发展理论建设为一门学科的先驱之一，同时又是福利国家的坚定支持者。对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智利人民团结阵线的经历，他严厉批评道：“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死不是因为他是个社会主义者，而是因为他的无能。”
“芝加哥小子”与智利的市场化“芝加哥小子”已经被演绎为某种传奇和神话。有人说他们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帮助实施了种族灭绝政策，他们的政策反映的是意识形态和教条。“芝加哥小子”因为预见到20世纪90年代席卷全世界的市场化浪潮而受到赞扬，但也因为与专制独裁政权合作而被指责玷污了“改革”一词。然而，与粗俗的漫画和肤浅的解释展示的形象相比，“芝加哥小子”的真实故事要远为复杂。实际上，“芝加哥小子”与皮诺切特阴谋推翻阿连德总统一事毫无瓜葛。在独裁统治初期，没有任何一个“芝加哥小子”在军政府中身居高位。他们被送进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办公室，那里通常是专家和顾问艰苦工作的地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人最终走入内阁，推动了智利经济奇迹初期的工作。有趣的是，奇迹本身（毫无疑问，智利过去30年发生的一切绝对称得上奇迹）是在民选的中左派政府的庇护下得以巩固的，是其领导人曾经瞧不起的“芝加哥小子”提供的经济建议。
与一些评论家的观点相反，“芝加哥小子”的政策并非教条主义和照搬实施，最终也没有为民众否定。声称“芝加哥小子”是年夺取政权的军政府的天然盟友，这也是不正确的。在现实中“芝加哥小子”不得不努力说服皮诺切特及其同事，他们应该采取市场体制以推动经济。据在该政权中担任过数个职位的塞尔吉奥·德卡斯托的说法，问题在于“军队更偏向于控制经济”，而非市场导向的经济。不仅如此，“芝加哥小子”实际实施的改革方案包含着务实而灵活的重要元素。智利既没有取消所有国有企业私有化，也没有取消所有的政府控制和限制。在二十多年里，政府不但积极干预外汇市场，还在皮诺切特仍旧实施独裁统治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计划，该计划对于国家经济的腾飞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改革初期的大部分时间，政府对国际资本的流动予以严格控制。
更重要的是，“芝加哥小子”的改革并没有被年以后上台的民选政府废除。实际上，由里卡多·拉戈斯和米歇尔·巴切莱特领导的连续两届社会主义政府均采纳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和自由贸易政策，在社会民主党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PatricioAylwin）以及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Frei）的历届任期内也是如此。然而，两届社会主义政府中许多高级官员，连同上述总统在内，都曾经遭受皮诺切特军政集团的迫害和驱逐。这可并非小事一桩，那些想在全球化的争论中轻松得分的评论家不应忽略掉这一点。
总统里卡多·拉戈斯和米歇尔·巴切莱特的政府推进现代化和市场化，不是因为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偏见，也不是因为受到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的迷惑。市场化是智利回归民主统治的标志，而它确实奏效了。智利的经济增长令人印象深刻，实际上在拉美地区首屈一指。通胀可以说从根本上消失了，贫困现象明显减少，一个坚实可靠的中产阶层已经出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智利事事完美，但是，它已足以表明智利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策已经将一个饱受通胀失控、经济停滞和普遍贫困之苦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正坚定地向繁荣迈进的现代化国家。
这种观点是很有吸引力的，即将20世纪90年代新的民主政府维持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解释，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按照这一观点，军政府在回归民主制度之前实施的制度改革，是难以使政策改弦易张的。军政府的制度改革包括创建独立的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任期长达十年之久），推行由任命的参议员组成的参议院（皮诺切特在下台后曾在参议院短暂任职），以及启动国会议员很难将那些没有获得完全资助的项目加入预算的预算法。然而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治和制度的制约不再奏效。最近这些年，中央银行董事会由支持民主政党联盟（Concertacióncoalition）的经济学家主导，被任命的参议员已被清除，而且通过控制总统任期，政府每年总能通过其自认为适当的预算案。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智利中左派的民选政府依然决定扩大市场化政策的范围，执行的许多政策与“芝加哥小子”和“华盛顿共识”一脉相承。这些政策的深化并不是由于中左派政治力量别无选择，而正如我指出的，是因为这些政策成果显著。
“芝加哥小子”最初参与军事政府时扮演的角色仅限于提供咨询。在上台之后最初的几个月中，军政府倾向于更传统的观念，指派了几名传统的企业家出任政府高官。这些官员相信，政府应当逐步修正经济政策，保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并维持相对较高的保护水平。正如政治学家胡安·加布里埃尔·巴尔德斯（JuanGabrielValdés）指出的，“芝加哥小子”的观点占据主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芝加哥小子”获得这种影响力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原来以渐进手法解决人民团结阵线导致的经济失衡，特别是通胀的方案，没有像预期的那般奏效；其次，在危机时期，“芝加哥小子”提出的政策看起来更具有内在一致性，经过了深思熟虑，并以智利经济史上的经验与统计研究为基础。
年4月，努力取得了突破，豪尔赫·卡瓦斯这位曾任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的颇有威望的经济学家，同时在许多方面也可说是一位声名素著的“芝加哥小子”，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他有办法推动和加快实施新的经济计划。在度过了最初的困难时期之后，他为驯服通胀采取的基于大幅削减各类政府开支的方案，被证明是成功的。在两年的时间里，通胀率显著降低，国内经济向国际竞争开放，一个私有化的大型项目上马。大多数银行和多家国有企业（其中许多是在阿连德时期被没收的）被私有化。此外，政府取消了许多管制，也简化了办事程序。至年，智利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几乎达到10%，这也证明“芝加哥小子”的观点是正确的。繁荣时期一直持续到年，这一年，人为高估本币币值、处于极高水平的实际利率，再加上不利的外部环境，触发了智利国内经济的深度危机。
虽然20世纪70年代中期“芝加哥小子”的改革方案被认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些方案却显得畏首畏尾。贸易政策领域的建议清楚地表明，“芝加哥小子”最初的经济方案在本质上是渐进的和温和的：为了使贸易部门更具竞争力和更加健康，政府亟须做的是避免人为高估币值，逐步降低进口关税，一步步取消其他贸易限制。按照“芝加哥小子”最初的方案，改革之后新的进口关税率平均达到30%，而这很难称得上是自由贸易。有意思的是，我们要注意以下一点，即年在经历了两届社会主义政府之后，智利平均进口关税率接近3%，仅为“芝加哥小子”建议的1/10，对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掌权的拉美政治人物而言，这一税率低得惊人。至年初，智利已经取消了进口许可证，经历了四轮进口关税的削减。它的最高关税率为%，平均关税率为67%，远低于年9月的%。年8月，平均进口关税率降至20%，至年6月，智利将进口关税率统一为10%，并且不再有其他形式的贸易限制。
“芝加哥小子”、政治与工会“芝加哥小子”的经济计划实施起来既不简单也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由于数十年来受益于贸易保护主义、受到形形色色的政府优待的实业家强烈反对开放经济、放松管制。他们的目标是回到过去的状态，回到保护主义的黄金时代，即躲到进口关税、配额和禁令的高墙之后，为所欲为；这些人希望回到没有必要进行竞争、不用生产优质产品或进行研发的时代，在那个时候数以百万被俘获的消费者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购买他们的产品。该部门的显要人物与武装部队的高级军官有着紧密的联系，会毫不犹豫地动用他们的力量来拖延甚至逆转改革。“芝加哥小子”不但被污蔑为不爱国者，还被嘲弄为象牙塔里不谙世事的学者。有人认为，智利的重工业即使效率低下并且只能在各种壁垒的保护下才得以生存，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也必须存在下去，没有它们，智利很容易沦为邻国扩张野心的猎物。当时阿根廷因为希望获得抵达太平洋的通路而与智利展开谈判，秘鲁和玻利维亚也在与智利谈判，试图索回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时割让给智利的大片领土。很多军队的高官同意这种观点，试图改变经济政策的既定方向。智利的未来被认为就取决于这一点，即“芝加哥小子”必须被推翻，他们的计划也必须废弃。
军队与政府的分歧在年年中达到了高潮，作为军政府四巨头之一的空军将领古斯塔夫·雷（GustavoLeigh）对改革方案的怀疑与日俱增，并向公众表达了自己的质疑。虽然没有直接指明，但他暗示政府的经济政策将使国家走向毁灭，而这一切罪在皮诺切特将军。权力斗争于7月24日得以解决，在获得其他军政府成员和高官的支持后，皮诺切特将雷赶下台。雷被费尔南多·马泰（FernandoMatthei）将军取代，这位将军对现代化计划抱有更为同情的态度，并在未来数年亲自参与了大量改革。
政变之后，大多数工党领导人遭到监禁或流放，所有的工会活动均被禁止。年7月，位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份批评智利的报告，而军方决定实施新的劳资关系法。由管理层、政府和劳动代表组成的三方委员会得以组建，展开工资谈判。工会依然受到限制，工人传统上用于向管理层施压的罢工和其他谈判战术也是如此。工人组成了非官方的团体和协会，竭力用各种方式表达不满。年，卡特政府威胁如果智利禁止工会运作，美国将会对它实施经济制裁，在此压力之下皮诺切特决定出台一系列新的劳动法。曾受教于哈佛的何塞·皮涅拉被任命为劳工部长，提出了新的法规。这一法规明确规定，工人在每个企业中加入工会遵循自愿原则，但禁止全行业的劳资谈判。它还允许企业在罢工之后不久就可以找人替代罢工的工人，但要求为解雇工人支付高额的遣散费。
军队的高级军官再次表示不满。对于军队的核心成员而言，新法规过于灵活，并赋予工会太多的权力。然而，有相当数量的高级将领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该法规过于严苛，有可能会疏远工人，长期来看会造成反对军队的情绪。对他们而言，在政变之后立即限制工会活动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们不想使其成为智利经济体制的永久特征。
与质疑者不同的是，皮涅拉认为他的方案将会创建一种现代的、有活力的、灵活的、有利于劳工的制度。他特别指出了法规中的一项条款，即确保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永远不会下降。该法规规定，无论经济发生什么变故，本国经济环境发生何种变化，或者智利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如何演变，私营部门的企业都应根据通胀定期调整工资。在解释这项法案时，皮涅拉既有学者气度又富有感染力，表达清晰，感情充沛，充满激情，魅力十足。没过多久，他就获得了军队高层的支持。然而，他并没有征询其经济团队的同僚对此法案的意见。事后表明，他们对此持严重的保留态度。
作为“芝加哥小子”的领袖与皮诺切特政权时期的经济与财政部部长，塞尔吉奥·德卡斯托在其回忆录中认为该项立法对智利经济的正常运行极为不利。他特别指出，由于禁止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下降，当包括智利出口商品价格在内的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时，新的劳工法将使智利不可能保持充分就业。德卡斯托甚至认为，年的危机和大衰退正是劳动法这一条款的后果。据德卡斯托所言，他曾在皮诺切特面前质疑皮涅拉，并督促他修改该法案。但这位年轻的哈佛经济学家拒绝了，并要求由将军做决定。军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按照这位劳工部长及其团队提交的草案，批准了新的劳工法规。德卡斯托和皮涅拉这两名皮诺切特政权内级别最高的部长之间的争执清楚地表明，虽然该法案是由独裁政权制定的，但改革性法规的通过，既非水到渠成，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
智利：增长转型的成功案例在过去的30年中，智利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其他拉美国家，成为成功实现增长转型的经典案例。它的转型包括第一章讨论的三个阶段：年，智利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5%，年达到28%，年已攀升至美国人均收入的40%。这与本地区的总体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年拉美平均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4%，至年，这一数值跌至19%。
如前所述，为了尽快抑制通货膨胀，年智利当局使比索的币值钉住美元。这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在这个故事已经人尽皆知：由于通胀没有被消除，国内的价格和成本仍在上涨，出口商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随着比索币值被人为高估，巨额的贸易赤字就此形成。最初这一贸易赤字可以由国外资金弥补，但年国际投资者开始担心智利的偿债能力。年6月，智利国内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比索贬值一半，经济收缩了14%，失业率惊人地超过了20%。
随后的几年是痛苦的，但当局决定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新一轮的制度改革开始启动，旨在提升对产权的保护、加强法治以及避免国家被利益集团操控。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改革，引入了一种后来发展为举世闻名的以个人退休账户为基础的保障系统。保护投资者免于资产没收的矿业法得以通过。通过削减雇用和解雇工人的成本，劳动力市场得以迈向现代化。政府对司法体系也进行了改革，中央银行被授予独立地位，以规避党派集团对它的压力。
年，智利从两年前的货币崩溃中恢复。由于有竞争力的汇率与改革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从年至年，智利实际GDP年增长率接近7%。对应于经济增长转型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快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相当低的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率。以GDP中的占比来衡量，投资率表现平平，仅为18%。从另一角度看，大多数亚洲小虎在增长率达到传奇般的7%时，投资占其GDP的比例都超过了30%。在改革初期，驱动智利经济增长的引擎是效率和生产率的快速改善。世界银行的计算表明，在此期间智利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拉美的历史上是最快的。
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过6年多非常坚实的增长，智利在资本、机械设备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开始迅速增加。这主要是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能够明显察觉到投资收益率的提高以及制度质量的改善，后者是指加强了对产权的保护，强化了冲突解决机制，同时独立的中央银行得以创建，且得以免于短期的政治压力和干预。
这一时期外国对智利的投资显著加速，由—年占该国GDP的2%倍增至—年的超过4%。经济出口部门出现了许多新的投资项目，不仅包括在采矿、农业综合体、酒庄、新鲜的与罐装的果蔬、鲑鱼和其他食物的生产等方面的投资，还出现了对于银行、金融业以及基础设施（如港口、电信业和收费公路等）的大量投资。
年，此时市场化对于拉美而言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但智利经济政策的新思路毫无疑问已经带来了出口繁荣、生产效益加速、快速的整体经济增长以及贫困现象的减少。也正是在这一年，在经历了17年独裁统治之后，智利恢复了民主政治。新的民主政府中的大部分高官都对军政府政权及其亲自由市场的政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尽管如此，帕特里西奥·艾尔文总统组建的新政府仍然决定深化军政府寻求的经济和制度改革。在年至年间，智利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使其达到平均3%的水平；实施了新一轮的私有化：与美国、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创建了现代的促进竞争的监管体制；保证公共部门长期偿付能力的“财政规则”得以实施；深入的司法体系改革已经就位。此外，智利还出台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基于特许经营的基础设施计划，私人部门在这项投资中可以兴建道路和港口，并向使用者收费。这个由私营部门主导的基础设施计划，使智利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改善，有助于该国维持快速的增长。在年《新闻周刊》（Newsweek）的采访中，新任财政部部长亚历杭德罗·福克斯雷（AlejandroFoxley）被问及新政府是否将改变军政府的经济政策。他的回答直截了当：“我们将保持经济开放，完全融入世界市场，促进出口增长，使私营部门完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任务。”
当然，新政府与不久之前的军政府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分歧，尤其表现在民主政党联盟决心要增加用于民生的政府开支。在《新闻周刊》的采访中，福克斯雷谈到要在经济运行与旨在改善穷人生活水准的社会政策之间重新取得平衡。他说与民生项目同样重要的是确保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并特别提到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拉美典型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周期”。
新政府做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决策就是在其第一年中推进两项关键的经济改革：即实施一套旨在为新的民生项目提供资金的税收措施，以及完成对饱受工会领导人和政治评论家批评的劳动法的改革。政府官员小心翼翼地解释说，这两项立法仅是对皮诺切特建立的经济模式的重要调整。通过在初期以这种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新政府力求尽量减少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给私人投资造成的不利影响。自年以来，中左派的民主政党联盟继续推行开放、财政稳定、市场化、竞争和以穷人为目标的民生项目等为特征的综合性政策。这种务实的政策立场是智利经济一直表现稳定的根本原因，也是该国在每项政策和制度排名中名列前茅的原因。
在寻求新一轮改革的过程中，智利的民选政府保留了重要的实用主义元素：并非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实行了私有化(政府特别保留了一些重要铜矿的所有权）；很多年来该国一直基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控制资本流入，以之作为抑制国际投机的手段(稍后还将讨论这一点）。我们当然可以质疑，国家保留大型矿业企业%的所有权是否明智，但是这并不是重点。很明显，智利采取了灵活的改革方式，并未墨守成规，进而急切地推行每一项所谓“华盛顿共识”开出的政策药方。智利的政策制定者明白，这种戒条对于改革而言仅是提供发展战略的指导，而非“照方抓药”的清单。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智利在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从年的18%跃升至26%。通过深化改革，智利有能力跃升至增长转型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来自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通过资本积累实现产能提升。旨在提高劳动力技能的教育改革也已就位。在增长转型的第二阶段（—年），智利的平均经济增速达到每年7.7%，这令人印象深刻。
突飞猛进的资本投资有助于智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维持经济增长。21世纪初的前五年，智利进入增长转型的第三阶段，此时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像早些年那么快。由于制度质量提高，资本积累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持续较快的增长，保持了较高的整体增速，平均而言达到相当可观的4.5%。
实用主义、市场与成功智利改革的总体效果十分显著，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智利的出口一直以两位数的年均速度增长。在此期间，它的社会状况明显改善。生活在世界银行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年的24%下降到年的5%。抑制收入的不平等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步伐相当缓慢：如第二章所示，取值范围为0至1的基尼系数被用来测度不平等的程度，智利的数值从年的0.59降至年的0.55。社会安全网的覆盖面扩大了，提供给穷人和老年人的转移支付也显著提高。在过去5年里，智利努力为贫困家庭提供学前教育，为低收入学生提供更多的大学奖学金。
智利的改革是务实的，这一点被某些学者误解了，他们试图尽量贬低市场化的作用，声称智利的成功主要是实行了某些公共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补贴、免税期或其他优惠待遇，促进特定部门和产业的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真实的情况是，就像每一个现代的市场化国家一样，智利建立了遍布全球的商务办公机构，帮助推广智利的产品，协助出口商渗透到新的市场。政府还协助创建了一个现代食品安全系统，向外国的购买者保证智利的产品符合清洁、安全和健康的国际标准。一如每一个市场化国家，智利政府借助大学和其他机构来支持应用性研究，这有助于推出新的出口商品，提高现有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这并不等同于积极的产业政策，后者需要由政府官员“挑选赢家”，并对生产和出口哪些产品或者支持这一产业而非另一产业做出关键的决定。
智利基金会是一家由政府提供部分资金的非营利机构，能够很好地说明上述这些政策。该基金会多年来一直鼓励研究，提供原始资本，以帮助开发一些成功的非传统出口商品，如鲑鱼和浆果。提供这种类型的技术支持，与为某些特定行业提供补贴或者旧有的“挑选赢家”的工业政策，有着天壤之别。的确，智利基金会成功正是因为它不是一家公共机构，且在清晰透明的预算约束下运营。在年，它的总预算仅为万美元，对于一个总产出超过0亿美元、出口额超过亿美元的国家而言，这一数额实在微不足道。
在过去的30年里，各届智利政府给予出口部门的帮助简单却又非常有力：它一直保持低通胀，使财政支出处于可控的水平；通过经济开放和创建现代化的、运转良好的监管机构鼓励竞争；改善对产权的保护，提高法治水平，减少签订和执行合同的成本，这可以从时间、官僚体系和繁文缛节等方面衡量；避免人为高估币值；为广大民众与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好的安全与保障。
智利还付出极大的努力，创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自治机构，以加强竞争。例如，它于年成立了保护自由竞争法庭（TribunalfortheDefenseofFreeCompetition）这一独立的政府机构。该法庭的成员由训练有素的专家（律师和经济学家）组成，其中两名成员由最高法院任命，两名成员由中央银行董事会任命，还有一名成员由总统任命。年，该法庭否决了合并该国两家最大连锁超市的动议，这令大多数观察者感到震惊。该法庭裁定这项合并将削弱零售层面的竞争，扼杀创新，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限制投机性资本流动
年货币危机之后，智利当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人为的货币高估。从年开始，受经济成功、和平转型为民主制度和高利率的吸引，大量资本流入智利。事情很快变得显而易见，这些流入的资金使比索走强，损害了出口竞争力。为了尽力避免十年前的错误，智利于年对资本流入实施管制。这项政策采用了一种简单的方式，即流入该国的金融资本必须将其中20%在中央银行存上一年，在此期间，这些钱没有任何利息收入。从财务角度来看，这笔无息存款相当于缴纳一笔税款，税率与放弃的当年利息收入成正比。对于短期投资而言，这种隐性税收的税率要高于长期投资。
由于加强了控制，正如当局预期的那样，热钱与投机性资本的流入急剧下降，而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在内的中长期资本的流入则增加了。大量的研究发现，资本控制有助于放缓比索的升值步伐。随着时间推移，智利政府又对这一政策做出了一些修改，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抑制资金的进一步流入，将规定的存款比率提高至30%；年6月在东亚危机爆发之后，规定的存款比率被降至10%，该年9月，即俄罗斯危机刚刚爆发之后，这一比率再被降至0。当时，智利当局认为本国经济足够成熟，足以应对本国金融部门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全面开放。
在20世纪90年代，智利并不是唯一一个通过控制资本流入影响币值的国家。其他国家，包括巴西和哥伦比亚，也使用类似的制度。对改革持怀疑态度的人一般来说支持这种政策。在年《纽约新闻报》（NewYorkNews）的一篇文章中，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讲道：“你若想找到一些政策抑制热钱，但同时又能促进长期贷款的流动，有证据表明智利的方法或其某些类似的版本可以实现这一点。”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拉美和其他地区爆发的货币危机清楚地表明，严重的货币崩溃代价沉重。这表明新兴国家在金融领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应该循序渐进，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本币高估以及产生大规模不可持续的贸易赤字。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并非政府普遍干预的支持者，但他在年的一篇文章中却正确分析了新兴国家迅速解除资本管制将会产生的风险。
如何促进资本流动，这一问题极为复杂，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基于价格信号的透明机制，如智利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时间对短期资本流入采取的灵活税收政策，与过渡工具一样有着较好的效果。这种透明机制允许资本有一定的流动，但会抑制短期的投机性投资；与此同时，它还防止了政府官僚随意的决策。但正如我在别处讲过的，即使是智利这种形式的资本控制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设计某一特定国家的政策时，这一点必须予以考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里斯廷·福布斯（KristinForbes）在两篇详尽的论文中表明，通过限制外部融资的渠道，这些控制措施增加了中小型企业的资本成本，减少它们的投资，因此不利于经济增长。
制度的关键作用与盲目模仿者的失败在年至年之间，智利实施了重要的制度改革。实际上，以制度衡量，智利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南欧国家而非拉美国家。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编制的一项指数，年智利的法治水平比南欧国家更高，即1.17对0.91（数值越高越好）。智利在控制腐败（1.35对0.86）和监管质量方面（1.45对1.01），也做得更好。至于产权保护，世界银行将智利与南欧国家列在同一水平。
在制度领域未能采取果断行动，这解释了大多数其他拉美国家为何未能成功跨越第一章讨论的增长转型的三个阶段，连那些试图复制智利经济改革的几乎每个细节的国家也未能取得成功。萨尔瓦多就是一例。年，萨尔瓦多内战中对立的各方达成和平协议。武装冲突的结束大大提高了萨尔瓦多人的生活质量，流离失所的家庭得以团聚，人们返回家园，曾经只懂得暴力与战争的年轻人终于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和平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影响。一夜之间民众摆脱了战争的困扰，能够专注于投资和生产，致力于改善社会状况，实现繁荣。在许多方面，萨尔瓦多都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它毗邻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件幸事。实际上，地理位置使萨尔瓦多与包括在南方共同市场之内的阿根廷、智利、乌拉圭以及巴西等许多拉美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
令萨尔瓦多这个案例特别有趣的一点是，早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前，阿尔弗雷多·克里斯蒂亚尼（AlfredoCristiani）总统的政府就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措施与智利十年前实施的改革非常相似。实际上，萨尔瓦多的许多经济顾问就是来自智利的经济学家，他们曾积极参与本国的经济改革。其中许多人就是传说中的“芝加哥小子”。萨尔瓦多的改革比智利自己的改革晚十年启动，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这使萨尔瓦多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避免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所犯的一些错误。
年，萨尔瓦多进入成长转型的第一阶段。从年至年，签署的和平协议与克里斯蒂亚尼政府实施的一揽子改革，其中包括放松管制和旨在开放国际竞争的措施，使该国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到平均6.8%的水平。与前五年（—年）微不足道的每年2.5%的平均水平相比，或者与其他中美洲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相比，这一增速令人印象深刻。年至年这一时期构成了萨尔瓦多增长转型的第一阶段，这一点可以由提高极快的生产率再次确认，实际上这一时期萨尔瓦多平均增长率的一半以上可由生产率的改善解释。与数年前的智利一样，在第一阶段萨尔瓦多对机器设备的投资作为增长源泉而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仅处于占GDP17%的极低水平。
年，萨尔瓦多的未来看起来一片光明。在过去的四年中，不仅经济增长率保持着极高的速度，经济改革也在全速向前迈进。按照传统基金会的观点，萨尔瓦多的政策立场与智利一样，强烈支持发挥市场的作用。实际上，这一年两个国家在该基金会年度经济自由的排名中均排在第30位。此后数年，萨尔瓦多继续推进经济改革：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加快；签署了与美国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营商环境变得更为宽松；由美元取代了本国货币，以减少货币危机爆发的概率。由于经济改革进展迅速，它得到了传统基金会的充分肯定。年萨尔瓦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攀升至第12位，领先于智利和所有其他拉美国家。
尽管在推进经济现代化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与智利相比，萨尔瓦多没有实施制度改革，因而也就未能进入增长转型的第二阶段。在需要建立标志着增长转型更高阶段的良性循环时，萨尔瓦多低劣的制度，如司法体系缺乏独立性、法治水平低下、糟糕的产权保护，抑制了对资本品和机器设备的投资。实际上，萨尔瓦多的总投资占GDP的比例从年至年的17%降至年至年的16%，外国投资则仅占国民收入的2%。
由于未能迈入增长转型的第二阶段，在过去十年的前半段，萨尔瓦多的经济增长率降至可怜的每年2%。而且，与智利相比，萨尔瓦多的不平等问题有所加剧，基尼系数从年的0.49上升至年的0.52。另一方面，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略有下降：由年的43%降至年的41%。然而，智利的减贫措施使贫困人口从年的24%降至年的5%，与之相比，萨尔瓦多的成绩黯然失色。
与智利相比，萨尔瓦多的制度仍然相对低劣，实际上，它自年之后就再未取得明显的进步。到年时，萨尔瓦多对腐败的控制不力，法治缺失。不仅如此，弗雷泽研究所编制的指数（取值在1至10之间）显示，萨尔瓦多对产权的保护程度明显弱于智利，两者的分值为4.5和6.5。在21世纪最初十年的中期，萨尔瓦多几乎在每一制度类别上都比十年前表现得更为糟糕。
直至这一时期，安全和保障仍是萨尔瓦多面临的主要问题。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年萨尔瓦多仍发生了大量虐待与刑事绑架案件，绑架商人并勒索赎金的案件司空见惯。实际上年被绑架的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50%。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加上缺乏信誉和法治，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从年至年，萨尔瓦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仅相当于GDP的2%；而在同一时期，智利的外国投资达到GDP的6%。
制度差异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它不是过去15年智利和萨尔瓦多经济表现反差鲜明的唯一解释。另外两个相关因素是地理位置和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强国的崛起。智利拥有矿产、肥沃的土地和漫长的海岸线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萨尔瓦多则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然而，另一方面，萨尔瓦多历来有两项重要的资产：毗邻美国以及国内丰富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地理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国不同的生产模式。智利扩大了大宗商品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出口品的生产，后者包括葡萄酒、新鲜农产品、罐头食品、鲑鱼和矿产；另一方面，萨尔瓦多则致力于轻工业产品的扩张，如出口特区生产的服装和鞋类，即所谓的出口加工业（maquilas）。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经济崛起，以及影响稍小些的印度经济崛起，对智利和萨尔瓦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原材料的需求对大宗商品价格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铜的价格在年至年之间涨了4倍。这对智利经济极为有利。与此同时，中国成长为一个强大的低价轻工业产品生产国，挤占了萨尔瓦多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
智利的启示在过去30年中，智利成为拉美最闪亮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明星。20世纪70年代中期，智利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允许一批技术官僚改变现状，实施一系列政策和改革，让当时势力仍很强大的集团付出了代价。数十年来一直享受租金和特权的强大家族，突然之间受到那些赞同效率原则并极具生产力的新进入者的威胁。业已习惯保护主义的产业巨头被迫进行竞争和创新。习惯于不劳而获和对公众态度恶劣的公共部门官僚，也在突然间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有这一切导致了生产率和效率的提升，企业家精神涌现，富有创新精神的私营部门随之诞生，智利由此步步迈向繁荣。
左翼人士长期的反思和分析，是打造智利奇迹的根本原因。在漫长而痛苦的流亡岁月，左翼政客坚信有必要使本国经济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有必要创建一个鼓励效率和创新、依赖生产率提升的经济，以之作为增长的主要引擎。他们逐渐相信民主、包容、社会进步、生产率提高与尊重法治并不矛盾。恰恰相反，成功的关键是通过实施一套鼓励创新和竞争的，以及为不太幸运的人提供有效保障的政策组合，以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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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队的拉美》
定价：68.00
书号：ISBN-7---2
作者：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出版时间：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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