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家说：“读书就是回家。”
今天是易家陪你读书的第62天，共读的是第8本书——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作品《智利之夜》。
《智利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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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们讲到，主人公拉克鲁瓦在智利一位文学评论家费尔韦尔的庄园里，见到了著名诗人聂鲁达，受文学召唤，他也决定成为一名批评家和诗人，可这条路注定难走。
今天我们一起进入第二个故事，也就是作家萨尔瓦多向拉克鲁瓦讲述的一件事：
萨尔瓦多去拜访了一位绝望的危地马拉画家，画家绝食多日，整天坐在窗前打量巴黎，在沉默中等待死亡。
画家的结局是什么呢？他究竟在巴黎的黄昏中看到了什么？“我”又从中产生了哪些感悟？
带着疑问，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共读。
某个下午，在作家兼外交官萨尔瓦多先生的家里，他向“我”讲述了一位画家的故事。当时他家里还有五六位其他客人，费尔韦尔也是其中一员。
“二战”期间，萨尔瓦多被派驻智利使馆。有一位美丽的女士问他，是否希望被引见给著名的德国作家、国防军军官荣格尔先生。
萨尔瓦多表示：“是的，我非常乐意。乔万娜，请把我介绍给他吧。”
乔万娜带萨尔瓦多穿过很多间大厅，在尽头那间大厅里见到了荣格尔上尉，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也是《钢铁的暴风雨》《非洲游戏》《在大理石危岩上》和《赫里奥波里斯》的作者。
相互介绍之后，萨尔瓦多和荣格尔用法语交流起来。
荣格尔问萨尔瓦多：“是否能找到您著作的法语版本？”
萨尔瓦多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没错，有一本书已经被译成法语了，如果您想要读的话，我十分荣幸能将其馈赠给您。”
荣格尔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们互换了名片，并约了一个时间共进下午茶。
几天之后，萨尔瓦多和荣格尔在那个危地马拉画家藏身的阁楼里相遇了。
危地马拉共和国是中美洲的一个总统共和制国家，巴黎被占后，画家无法离开那个阁楼，萨尔瓦多经常带着食物去看望他。
但画家从未向萨尔瓦多表示过感谢。有一次，萨尔瓦多带去了一本小说，他原本想把小说送给别人的，但看到画家如此穷困潦倒，便给他留了下来。
可当一个月后他再去时，发现小说还原封不动地在桌子上放着。
萨尔瓦多问画家：“您是不是不喜欢这本小说？”
画家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说道：“我根本没读过那本书。”
萨尔瓦多感到很沮丧，他说：“那说明您不喜欢这本书。”
画家则表示：“谈不上喜欢，也不讨厌，单纯就是没有看而已。”
萨尔瓦多拿起他的书，发现封面上积了一层灰。
那一刻，他明白画家说的是实话，从那以后，他也就不怎么把这个画家放在心上了。
又过了两个月，萨尔瓦多再次来到小阁楼，发现画家看上去更消瘦了，仿佛他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没有吃过一口饭。
他一边坐在窗前凝视着巴黎的街景，一边放任自己慢慢死去。
他深受抑郁症的折磨，在那个屈服于日耳曼民族统治之下的城市里，画家藏身在阴暗的阁楼，患上了抑郁症。
他的消瘦令萨尔瓦多大吃一惊，他邀请画家去吃晚饭或点心，但被拒绝了。
萨尔瓦多问画家：“您多久没吃过东西了？”
画家回答：“没隔多久。”
萨尔瓦多说：“没隔多久是多长时间？”
画家说：“我也不记得了。”
萨尔瓦多把带来的食物一一放到橱柜里，画家则一直坐在椅子上，坐在唯一一扇窗户旁边，凝望着巴黎街头，消磨时光。
也是在这个小阁楼里，萨尔瓦多与荣格尔不期而遇。荣格尔是怀着好奇心来看望这位危地马拉画家的。
当时，荣格尔正专注地研究着一幅两米乘两米大小的油画，油画有个奇怪的名字：《日出前一小时的墨城风光》。
荣格尔见到萨尔瓦多的时候，同样感觉到很惊讶，然后是一丝轻微的喜悦感。
他们热情地打了招呼，寒暄了一阵子，然后荣格尔开始谈论绘画。
谈着谈着，萨尔瓦多突然发现自己来到这里之后，还没跟阁楼的主人，也就是危地马拉画家说过话呢，于是萨尔瓦多开始找画家。
他感觉到了一阵轻微的恐慌，他担心画家已经被法国警察，或者更惨一点，被盖世太保逮捕了。
这里说明一下，盖世太保是德语“国家秘密警察”的意思，它是出于纳粹政权需要而存在的恐怖统治机构。
幸好画家还在那里，依然坐在窗边，入神地凝望着巴黎街头。
萨尔瓦多意识到自己带来的食物还在手上呢：一点点茶叶，一点点糖，一条两磅多重的大面包，还有半公斤羊奶奶酪。
他对画家说：“我给你带了点食物过来。”
画家则跟往常一样，没有道谢，也没有回头，只留给旁观者一个顽固的背影。
场面一度很尴尬。
荣格尔拉过来两把椅子，跟萨尔瓦多聊起了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德国作家和智利作家就这样谈论着人类与神灵，战争与和平，意大利及北欧绘画艺术……
他们喝了两杯白兰地，说到喝酒，这一回，危地马拉画家倒是没有拒绝。
荣格尔问画家：“你是否在墨西哥城待过很长时间？”
画家表示：“我在墨西哥城只待了一个星期，对那个城市的回忆不甚明确，你感兴趣的那幅油画，其实是多年之后我在巴黎创作的。”
当时，画家身处巴黎，战争已经开始。他养成了在那扇唯一的窗前观看巴黎全貌的习惯，一看就看很久，默默迎接死亡的来临。
通过对巴黎彻夜不眠的观看，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日出前一小时的墨城风光》，他把脑海中的景象画了下来。
换句话说，这幅画成了一个以人为祭品的祭台，并延伸出一种不可超越的厌食行为。
它表达着对溃败的接受，这不是指巴黎的战败，不是指欧洲文化准备自焚的溃败，也不是指他曾拥护的政治理念的失败。
而是指他本人——一个无名无财，却准备在文艺之都的艺术圈里谋求声名的危地马拉人的溃败。
他如此清醒地接受着自己的溃败，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惩罚着自己，无惧死亡，这令萨尔瓦多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荣格尔继续侃侃而谈，危地马拉画家一如往常躺在窗边，将自身消耗在对巴黎反复又徒劳的观察中。
而后，萨尔瓦多和荣格尔一起离开了阁楼。
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危地马拉画家大概活不到下一个冬天了。
二人来到萨尔瓦多的住所共进晚餐，他们坐在舒适的大扶手椅里，谈论着文学。
临走时，萨尔瓦多送给荣格尔一本自己已被译成法语的作品。毫无疑问，荣格尔后来是读过这本书的，因为他在回忆录里谈到了它，评价还不赖。
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
那天晚上，当“我”和喝醉了的费尔韦尔一起从萨尔瓦多家中离开后，“我”从画家身上感到了一种令人振奋的力量，进而产生了一阵幻想：“我”看到自己正在撰写一首诗歌。
在“我”的幻想中，风趣被大量挥洒，像英雄们的梦想一样被擦亮。
“我”立刻把这一念头告诉了费尔韦尔，却被费尔韦尔破了一盆冷水。费尔韦尔会向“我”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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