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原文网站
法意导言
近些年来，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其他国家，国内政治频频出现动乱，民族国家认同面临挑战。今年四月份，英国作家拉纳·达斯古普塔（RanaDasgupta）在《卫报》（TheGuardian）上发表《民族国家的消亡》(Thedemiseofthenationstate)一文，讲述了他对世界现状的理解和对未来的建议。他认为，民族国家正在衰退。20世纪的政治结构被21世纪无管制的金融、自主技术、宗教斗争、大国对抗所淹没。全球的经济、资源分配已非政治机制所能抗衡。与此同时，20世纪时一些国家在它们所殖民的国家的放任行为导致的后果正在爆发。缺失的国际秩序给了人们两个选择，移民西方或者拿起武器反抗国家体制本身。从帝国到独立民族国家的转变是一个大规模的且仍未停止的失败事件，这就要求政治上的新思想和全球经济的重新分配。新的政治基础的内涵包括全球金融管制、更有弹性的民主和新的公民概念。
民族国家面临消亡，国际秩序亟待改变
作者：RanaDasgupta
翻译：傅兰珂
在数十年的全球化后，我们的政治制度变得过时。迸发的复兴国家主义是不可逆转的衰退的标志。
国内政治发生了什么？美国每天发生的事件超越了荒谬小说家和戏剧家的想象；英国政治在英国脱欧后还没有从”国家神经崩溃”的状态复原。在去年一系列选举中，法国侥幸地从一场心脏病中逃脱，但法国的主流报纸认为即使逃脱也难以改变法国政治体制的“加速瓦解”。在西班牙，《国家报》写道“法治，民主体制，市场经济都令人怀疑”；在意大利，三月选举中“权威的崩塌”甚至带来关于“野蛮人的到来”的讨论，仿佛罗马再次坠落。在德国，新法西斯正在准备变成反对党，将令人焦虑的不稳定性带入欧洲的稳定体制。
国内政治中的骚乱并不是只存在于西方国家。许多其他国家的政治主题包括疲惫、绝望和低效。这就是为什么充满活力的独裁“解决方式”现在如此流行，“解决方式”包括：用战争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俄罗斯，土耳其）；民族宗教的“净化”（印度，匈牙利，缅甸）；总统权力扩大和相对应的对人民权利和法治的抛弃（中国，卢旺达，委内瑞拉，泰国，菲律宾和许多其他国家）。
这些多样的动乱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倾向于将它们各自分离——因为在政治生活中，国家“唯我论”是指导性规则。每一个国家都趋向于将动乱归咎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民粹主义，“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组织机构，“我们的”糟糕的政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象征现代政治觉醒的机构（公共教育、大众媒体）来自于19世纪的独特民族命运的“征服全球”的意识形态。当我们谈论“政治”，我们指在主权国家内部发生的事；其他的事即便在全球金融、科技已然相互融合的时代，也属于“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在这个世界的每个国家，我们可以买到相同的产品，我们可以使用谷歌、脸书，但奇怪的是，各国的政治生活彼此不同、界限分明。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安卡拉
来源：路透社
相类似的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爆发。一些国家领袖之间存在风格和实质的相似性，比如唐纳德·特朗普、弗拉基米尔·普京、纳伦德拉·莫迪、奥班·维克多和雷杰甫·塔伊甫·埃尔多安。在他们彼此之间，有一股巧合般的气场相合。但是不能用“巧合”来形容这种现象，因为世间本无巧合。今天的所有国家根植于相同的体系，这使它们面临同样的压力，且正是这压力挤压着各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使之变形。尽管存在绝望且强烈的民族情绪，压力的效果却与“民族国家的复兴”截然相反。
当下，民族国家正在衰退：民族国家在对抗21世纪的力量时是无力的，并且对人类的生活环境已经失去了影响力。国家政治权威性愈发减弱，并且，鉴于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政治种类，这感觉就像是世界末日。这就是为什么到处都时兴一种古怪的世界末日国家主义。当下对大男子主义政治风格的呼吁、建墙、仇外情绪、错误的信念、种族理论、国家复原的空想承诺都不是解决方案，而恰恰揭露了病状：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正处于政治和道德衰退的后期，它们已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从中解脱。
为什么这会发生？简而言之，20世纪的政治结构正被21世纪无管制的金融、自主技术、宗教斗争、大国对抗所淹没。与此同时，20世纪时一些国家在它们所殖民的国家的放任行为导致的后果正在爆发。被殖民过的国家分裂成碎片，各国人民变成后国家团体，比如飘忽不定的部落化民兵，种族与宗教的亚国家和超国家。最终，从前的超级大国瓦解了国际社会的旧思想（即“国家社会”的思想，是年后设想的新世界秩序的基础），使民族国家变成了目无法纪的黑社会般的存在；且这黑社会般的存在正在利用那些曾被恐吓和掠夺的人制造虚无主义的强烈抵制。
结果则是，对于愈来愈多的同胞来说，我们的国家和制度变得不能提供可信的、可行的未来。这一点在金融精英(以及他们的财富)逐渐背弃国家时尤其突出。毕竟当下国家政治权威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对金钱外流失去控制。大量金钱被转移到海外“离岸”区域。这些外流的万亿资产削弱了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在实质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存在。这不仅是国家衰弱的原因，还是国家衰弱的结果：民族国家失去了它们的道德光环，这是逃税变成了21世纪的商业世界中被接受的基础原则的原因之一。
更引入注目的是，许多人正在失去国家家园的假象，并发现他们自己被迫进入一种独特的当代困境。在卡扎菲独裁政权垮台的七年后，利比亚被两个敌对政府和一些民兵组织所控制。两个政府都有自己的国会，民兵组织则是为了控制石油而斗争。但是利比亚只不过是那些只有在地图上看起来才完整的国家中的一个。在年后，世界上的所有战争里，仅仅5%发生在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破裂而非外国侵略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占了九百万战争死亡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叙利亚，随之而来的真空状态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火力，破坏了生存所需的条件，催生了大量极度惊恐的、四处奔逃的难民。事实上，在远胜于年的四千万难民“旧紧急状态”的六千五百万难民“新常态”之下，很难有什么事情比难民更好地宣传了民族国家体制的危机。同时，“不愿承认这种危机”的心态在对难民的蔑视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对难民的蔑视是现在驱动富国政治的重要方面。
这个危机并非完全不能避免。在年之后，人们把当时的世界政治制度改造成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等人在一战的巨变后所设计的制度的歪曲版本，如今我们正在面临这一改造带来的后果。但我们不应当太快就回到原先的体制。原先的体制对人类安全和尊严并无太多益处。从某些方面来说，那是个巨大的失败，并且存在正当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其老化得如此之快，甚至比它所取代的帝国消亡得更快。
伍德罗·威尔逊
来源：WoodrowWilson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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