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摘自理查德·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第-页，北京大学年版。“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自由主义是我的敌人。亚里士多德反对自由主义，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亚里土多德就是我的朋友。并且，这位朋友的伦理学洞见还有助子我展示妇女应当按与男子平等的标准在军中服役，这位朋友的伦理学育点和生物学无知还有助于我展示替身孕母很邪恶。”林达.赫希曼（LindaR.Hir-shmam，美国著名女律师）的论点就可以这样概括，此外，这个概括也为了解激进女权主义法理学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导论。赫希曼的论证会招来一些疑问。首先是，为什么应当把自由主义当作女权主义的对头呢?大多数类型的自由主义都有一一个共同点，就是信仰人身自由，而一切形式的女权主义也都有一个共同信仰，那就是妇女的地位应当改善。因此，很难理解为什么两者之间会有任何冲突。在自由主义社会中，妇女要比在传统社会或其他反自由主义的社会中要好过得多。自由主义培育了经济和科学的进步，现代社会中的妇女解放因此获得了动力。因为妇女解放的完善，主要归功于婴儿死亡率降低（因此妇女不再必须持续怀孕以保证有合乎情理的预期：生下的孩子能够长大成人）、节省家务劳动的工具的出现、避孕方法的改进、不繁重的工作(“服务业经济”)增加了以及对性和生育的生物学了解的完善：当然，技术进步并不总是具有解放性;轧棉机的发明就远不是解放了奴隶，而是增加了对奴隶的需求。但是，技术进步已经消除了妇女受压迫的一些主要原因。自由主义，即使是在其最狭窄的“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也反对持久不变的社会地位，反对限制职业准人，反对宗教信条影响政治决策。自由主义者带着其反对以及相应的赞同，指望竞争(包括公职上的竞争)、自由进人市场和职业以及社会流动性——而不是反自由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将创造出一个更有利于妇女从传统的约束和规定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的氛围。约翰.密尔就是一位热情的女权主义者。赫希曼希望亚里上多德有助于“打破自由主义框架"，但是在有关妇女地位问题上，亚里土多德的观点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也是保守的。亚里上多德的开明程度显然不如欧里庇德斯、埃利斯托芬、《奥德赛》的作者，也不如第一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就《理想国》和《法律篇》的证据来——柏拉图。赫希曼不喜欢自由主义的抽象性，她认为，抽象性一方面是科学实在论的精髓，而另一方面也是个人主义的精髓。赫希曼认为，亚里土多德的实践理性{指的是，不是正统的，而是推理与亚里士多德归在对话和修辞门下的说服之结合)在认识论方面同抽象性展开了决战，而亚里士多德强调美德和社区的伦理学又从政冶方面同抽象性摆开战场。然而，科学与自由主义（一种伦理的和政治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认识论）之间的最强有力联系并不是对抽象性的喜好，而是相信自由探索的美德，这种信念既是科学进步的基础，也是政治自由的基础。这种哲学传统并不强调科学理论与客观实体的对应，而是强调思想开放、尊重证据、反对教义、主张意见多元、智识独立以及广泛公开的辩论，认为这些科学美德非常重要，当然，这就是实用主义。而女权主义者，包括赫希曼，一般都认为实用主义与自己意趣相近。科学鼓励并奖励这种实用主义的美德。并且，由于自由主义有宽容不同观点和不同生活方式的理想，它是世俗的，对社会和政治变革采取包容态度，并且拒绝总体化的至善理论以及其他不切实际的理论，因此自由主义的政治一面也同样如此。获得解放的妇女，并不是在像伊朗这样的伊斯兰国家，不是在印度或是在非洲部落，而是在富裕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才找到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空间，来追求她的不合常规的个人工程和意识形态工程。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很复杂。他的思想有许多线索滋养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林希曼在用亚里士多德的非自由主义思想材料支持自己的具体政策观点时，前后很不一致。她说，就服军役而言，支持妇女获得同等待遇的一个更好论点根本就不是平等，而是服军役的作用，即这种服役是“一种仪式，这种仪式用法律的道德力量来统帅美好自我的形成”或是“社区參与的精髓”。这就是说，政府有一个恰当的任务，这就是向公民强制灌输特定的美德(普遍的军役制)，例如勇敢、纪律、服从以及自我牺牲；因此，任何人不服从这种思想灌输，就不能认为他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公民。这种观点并不荒谬。对于一个面临严重的侵略威胁的民族来说，创设一种全民皆兵的普遍精神也许完全有道理。但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妇女的作用并不取决于抽象的公民概念，而是取决于具体的考虑因素，即妇女在什么地方可以对国防做出最大贡献，也许是征用她们到工厂劳动，而不是让她们上前方火线。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很幸运，眼下不面临迫切的军事威胁，并且由于种种原因，普遍军事训练会浪费巨大的资源，因此，雅典式的军国主义与我们是否相关，这一点很难看清。我们当然也面临着其他威胁，但是有某种国家支持的意识形态——哪怕这一点在我们这样一个政治上和道德上都高度异质化的社会中可行，且不说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也几乎不能驱除这种威胁。所有这些都不是否认有些关于允许妇女与男子平等地进人我们的（自愿的）武装力量的理由很不错。还剩下的一点怀疑，如今也已经为我们的女兵在波斯湾战争中的表现清除干净了。但这里的关键恰恰是实际表现，而不是任何可以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找到的东西。此外还必须注意到，柏拉图，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在《法律篇》中）就赞同妇女服军役。赫希曼认为，尽管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如今已名誉扫地，却还是可以——事实上，恰恰是因为它名誉扫地了——很有用地同有关替身孕母之争议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认为，父亲提供的是种子，母亲提供的是土壤，因此从某种基因的观点来看（我们会这样说），孩子实际是父亲的孩子——是父亲的克隆。很久以来，人们已经认为这一信念错了，但赫希曼认为，那些为替身孕母所作的辩解犯了同样的谬误。她的替身孕母观是，父亲付钱让替身孕母来生育“他的”孩子，也就是说，替身孕母对这个孩子没有任何亲权。赫希曼认为这像是古希腊的观点，一种亚里士多德生物学实际支持的观点，也就是父亲对其孩子有独占的权利；因此，如果比方说——他同孩子的母亲离异了，父亲将拥有完全的监音权，母亲却没有任何权利。赫希曼忽视了一些关键的差别。确实，替身孕母出租了自己的生育能力，但是她为之得到了补偿。她也并不是终身出租（或出租到男千厌倦她或抛弃她时为止），而只是一次怀孕。并且，她也还不只是向这位未来的父亲出租，而且她也是向将成为孩子养母的那位妻子出租。如果真的如赫希曼似乎想做的那样，在这一交易中，所涉及的三位成人都有完全的信息，智力上完整，行为时也没有受到身体的或经济的强迫，那么无论是替身孕母还是这位父亲的妻子——这幅图画中的两位妇女——都通过这样一个替身安排得到了改善，并且和这位父亲一样，我们还可以推定这位孩子也得到了好处（否则的话，他不会出生）。赫希曼在这里暗暗提到了女权主义者的其他一些理出，即为什么从总体上看这种安排还是可能使妇女的状况变糟了；但是她自己的理由，即替身孕母与被驳倒的亚里士多德生育理论很相似，如果这还能算是一个理由的话，却不是一个好的理由。她对“商业化”以及对按市民友谊模式——介乎市场关系和社会等级之间——重建社会关系的可欲性也说了一些不好理解的话。但她并没有解说这在实践中可能指些什么。赫希曼一方面强调生物学上的母亲与其孩子的关系，以此来抨击替身孕母，但她另一方面又把母亲和孩子当成是陌生人，以此来为人工流产辩护。这后一点很像朱迪斯.贾维斯.汤姆森(JudithJarvisThomson)所做的，在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中，汤姆森就把母亲比作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各种管子把后者同一个可能会死的骨脏病患者——一位著名小提琴家——联接起来，并还要在床上躺上9个月。赫希曼忽视了她这两种做法之间有一种紧张关系。我无法理解一个女权主义者何以可能以这种方式强调，同时又淡化母亲的生物性角色。但不管怎么说，我并不认为，女权主义要想保留亚里士多德，赫希曼就一定要显示，即使是亚里士多德的厌女症也可以推进女权主义的事业。数年前，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有一位杰出的荣誉退休教授做了一个晚宴后的讲演，讲演中，他感到吃惊，女权主义者提出的理论竟然用了黑格尔的理论，而黑格尔是出名的厌女者。其实，他不应当感到吃惊；因为这里并没有什么前后不一致的问题。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尼采一一在此问题上，还有埃兹拉.庞德和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Dali)的思想都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网，因此不会因为你抽出了其中的一根线，整个网都散了。你可以抛弃他们信仰体系的主要部分，而不伤及剩下的东西。你可以丢弃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也可以丢弃亚里士多德的贵族价值，这并不会危及他就人们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推理问题说的话，或是危及他的关于校正正义和法律解释问题说的话。但是在这种必要的删减之后，剩下的东西就不损害自由主义了，或者，也不推进那个令人可疑的反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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