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旧阿富汗的爆发多斯特·穆罕默德开创的事业几经转手，又轮到纳迪尔一家继承。阿卜杜尔·拉赫曼和阿曼努拉曾经为之耗尽心力，奋斗一生，却收效甚微。而后的穆萨希班兄弟自然变得更加审慎，通过雷霆手段，让这个列强环伺的国家巩固在一个全能中央的统治下。喀布尔的统治精英把发展视为一切的关键。冷战期间，中央政府坚持战略不结盟，如此一来，东、西两大阵营都能为阿富汗提供资源，中央政府才有修公路、建学校、设邮局、架构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本钱。果不其然，所有这些从首都开始的发展，使喀布尔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无论其规模、实力，还是文化优势，喀布尔都已经把国内的其他城市远远甩在了后面，其他城市加在一起，也难以和首都匹敌。如火如荼的基础建设，催生了一个强大的新技术官僚阶层，他们的出现，对旧贵族阶层形成了挑战。前者拥有的技能和知识，胜过后者仰仗的宗教背景和部落出身。喀布尔成了阿富汗农村的帝国存在，中央政府建立的各种制度，对阿富汗的传统生活方式形成了挑战。新喀布尔与旧阿富汗之间的拉锯战，变成了现代与传统、国际主义与狭隘主义、世俗法律与沙里亚法、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城市价值观与乡村价值观之间的较量。纳迪尔·沙阿王朝似乎注定要成功，古老的阿富汗正在节节败退，失去动力。不过，旧势力并没有放弃抵抗。新旧两股力量渐行渐远，矛盾在步步加深。阿富汗社会看似稳定，不过是因为双方势均力敌。平衡不是稳定，终有一天，对垒中的一方会败退而去。重重矛盾之下，失衡的那一刻便意味着天崩地坼。在城市阵营内部，激进分子竭力反对温和派，以推动更大力度、更快速度的世俗化改革。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夺取政权，并非贫与富的决战，也不是农民对地主的革命，而是城市精英阶层内部关于如何追求喀布尔帝国长期目标的一次暴动。然而，真正的冲突不在喀布尔内部，而在喀布尔和农村之间，双方的决战还未到来。苏联人闯入阿富汗，是为了防止美国人的干涉。但他们不必为此费心，阿富汗新兴的左派可能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全球对抗势力中的一方，但他们的对手却感觉不到与任何一方的联系，这些都不是美国利益或理想的代言人。在国内，这些人是古老阿富汗的象征，历经阿卜杜尔·拉赫曼等几代君王的剿杀，仍然屹立不倒。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代表着全球政治中的一个新因素——伊斯兰革命派。总之，阿富汗的国内冲突和冷战没有多大关系，这场冲突只是阿曼努拉和萨考那个时代，乃至更久以前一场悬而未决的阿富汗争端的爆发。苏联人的介入，打破了过去年来精心设计的平衡，为被喀布尔的现代化改造压制的势力打开了大门。第21章 穆贾希丁有人说，唯有面对外国侵略者，阿富汗人才会团结一致，但这只是一种不理性的刻板印象。苏军入侵不到一年，就已有80多个抵抗组织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展开活动。［1］这些抵抗组织大小不同，政治倾向也存在一定差异，有些来自自由主义左派，有些则出自传统的民族主义阵营。但是，大多数抵抗组织都打着捍卫伊斯兰的大旗进行战斗。正因为如此，人们习惯把阿富汗的抵抗力量称为“穆贾希丁”。既然大多数抵抗组织拥有一致的目标，对抗同一个敌人，他们为什么选择各自为战，而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各位读者没准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些组织的凝聚力并非源于意识形态的立场或某种思想，而是基于领袖的个人号召力和他们的盟友。组织之间你争我夺，各个领导人都想攫取这场抵抗运动的指挥权。不过，他们都不想接受别人的领导，不愿和其他组织合并。在阿富汗的文化传统当中，领导地位仍然要回到相关的人际关系网络上来，在艾哈迈德·沙阿那个年代就是如此，即使到了年，也仍是如此，人民民主党和穆贾希丁也要这样做。当然，白沙瓦聚集了80多个抵抗组织，并不代表阿富汗国内就有相应的80余支武装。白沙瓦的大多数组织都是独立的实体，如果有联系，也只是和阿富汗国内武装有微弱的联系，也许有几百个，也许多达数千个。总之，白沙瓦的组织和阿富汗国内武装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恩惠和交易基础之上的。恩惠？交易？没错，白沙瓦的“圣战”组织领袖本质上是集资者，他们从世界各地通过各种渠道争取金钱和武器。某些组织的金主远在沙特阿拉伯，有些则依靠伊朗过活。北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革命党，也是不少“圣战者”仰仗的资源所在。而且，从一开始，就有少量金钱和枪支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流出，只不过这一类赞助并不会直接交到“圣战者”的手里，而是流向巴基斯坦政府，后者再把援助物资分配给他们喜欢的人。正因如此，大大小小的“圣战”领袖必须竭力讨好巴基斯坦政府，只有如此，才能分得一杯羹。负责分配援助物资的职能部门是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ISI）。表面上看，三军情报局不过是巴基斯坦军队下属的间谍机构。与陆军或空军相比，三军情报局掌握了军内的大小机密，它虽是一个很小的组织，但是，作为各军事部门之间的联络人，加上巨额的西方援助，三军情报局权势滔天。对于这笔巨额资金，三军情报局完全可以自行支配，不会有任何部门提出异议，更不必对其作出的选择负责。巴基斯坦政治体制内的这个秘密集团之所以能在穷凶极恶的阿富汗武装分子中获得制高点，是因为其本身就是一支最为凶恶的军阀。金钱、武器一旦到手，身在白沙瓦的“圣战”首领会立刻招兵买马，在阿富汗组建起一支武装。只有拥有稳定资源的领导人，才能拥有稳定的追随者。得到金钱、武器的武装分子，则会为了问鼎全国而继续征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入侵者面对的敌人，并非某一派别的政治势力，也不是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苏联人只是稀里糊涂地闯进了阿富汗特有的纷乱世界之中。“圣战者”希望有一天能统治的国家，不仅已经四分五裂，甚至涣散到了原子状态。农业和制造业几近崩溃，除了走私宝石、军火和毒品交易，国民经济如同一潭死水。阿富汗人只能指望外国援助来求得苟活，城市依靠苏联人的金钱，乡村地区则生存在阿拉伯势力和西方世界的羽翼之下。其实，大多数西方援助没能抵达阿富汗的第一线。三军情报局的诸位官员妙手空空，用西方人的援助填满了自家的钱袋。该组织好像一个国中之国，滚滚而来的战争财让白沙瓦的“圣战”领袖也获益良多。阿富汗百姓得到的，却只有无尽的战争和暴力。在白沙瓦，诸位首领不但要讨取三军情报局的欢心，还要争夺拥趸的爱戴。大家兴兵造反的目的，都是“保卫伊斯兰”。在这种情况下，标榜“温和中正”的组织可没有什么竞争力。大家无不觉得，“温和中正”之类的说辞，更像是战斗乏力、信仰不坚定和意志薄弱的表现。要想从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众多武装中“最虔诚”的。不少“圣战者”都把建立“伊斯兰国”当作终极的奋斗目标。其他人只能作出更强硬的表态，试图把对手的豪言壮语贬斥得好像无神论者的呓语。经过这样一番竞争，“圣战者”的整体倾向自然愈发极端。早早闯出名声的宗教极端分子最能得到手下的拥护，也最容易得到三军情报局的青睐。三军情报局虽然拥有广泛的资源，但并非所有援助都通过它来提供。阿富汗境内的什叶派武装大多听从伊朗的指挥，曾在19世纪遭到残暴“清洗”的哈扎拉人，是阿富汗什叶派武装的主体。面对苏联入侵者，哈扎拉人坚决抵抗。但是，他们不愿与逊尼派主导的白沙瓦武装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沙特阿拉伯也绕过三军情报局，与阿富汗境内一些武装建立了直接联系。埃及政府也拥有自己的跟班。就连巴基斯坦的老对手印度，也在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就这样，反苏战争代表了外部世界的重重矛盾和生死斗争。这些冲突加剧了阿富汗国内原本就存在的种族、宗教和语言分歧，让他们之间的敌对状态进一步加深。不了解阿富汗历史的人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阿富汗国内各民族都将彼此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其实，他们错了。苏联入侵之前，种族之分、教派之别，从未酿成太大的惨祸。“铁腕埃米尔”对哈扎拉人的迫害是一个例外。长久以来，不同民族杂居共处的经历，早就让他们学会了共存与包容，并形成了复杂的共生关系。敌意自然存在，部落纷争也在所难免，不过，纷争只是战士之间的个人对决，他们的房屋、田园、牧畜和家人从不会受到牵连。苏联的入侵和阿富汗的反应，打破了群体间古老的默契，并为即将到来的野蛮种族战争埋下了祸根。侵略军与抵抗者不断拉锯，重组了阿富汗原有的社会结构。我在第二章提到的“乡村共和”，在苏联入侵之前，它或多或少还是完整的。土地所有者、部落首领及村中的马利克等世俗长老是乡村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拥有土地、财富、武器，还拥有争权夺利的意志。他们和神职人员合作，但后者起从属作用，只负责批准他们的决定。战争扭转了这一局面。［2］如今，当越来越多的“圣战者”在阿富汗寻找合作伙伴时，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神职人员身上。这一阶级以牺牲世俗长老为代价，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土地被烧焦、经济被摧毁，苏联军队地毯式的空袭，不仅让几百万人陷于离乱，乡绅仰仗的部落体系也在轰炸中一溃到底。此外，战火中走出了一个全新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权力建立在战争技能上，而不是部落关系、血统等。一开始，没人觉得阿富汗的抵抗力量能与苏联抗衡。面对强大的苏军，“圣战”武装落后得像一帮原始人。战争的结果难道还有悬念？假如阿富汗人还想抓住一线战机，他们就必须团结起来——所有的国际问题专家都给出了这样的建议。殊不知，各自为战才是“圣战”武装的力量所在。苏联方面遭遇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个时候的英国军队也有同样的烦恼。其实，强如英国、苏联这样的大国，不是奈何不了弱小国家阿富汗。迈万德之战，虽然阿富汗人曾经克敌制胜，在喀布尔与贾拉拉巴德之间的兴都库什山口，他们也击退了英国入侵者，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战争将阿富汗社会分解成数以千计的单位，每个单位都要和英国（现在是苏联）人死战到底。因此，英国（以及现在的苏联）人无法将他们一一打败，也没有人能代表这个国家与他们谈判，因为谁都不会默许有人治理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给苏联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阿富汗则承受了更大的灾难。自年以来，多斯特·穆罕默德等历代君王取得的统一成就，在短短的一年里就化为了泡影。阿克巴·纳鲁兹的父亲曾在查希尔·沙阿时代担任议长，经历了国家从统一到分裂的跌宕年代，对于国家的前景，他悲观地说：“阿富汗要想恢复到50年前的样子，我看还需要50年的时间。”［3］在众多的“圣战”领袖中，有十几人是杰出的，有两人则特别引人注目：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这两个人都是年轻人，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分子，见证了查希尔·沙阿执政最后十年的喧嚣与狂暴。马苏德来自潘杰希尔，是塔吉克人。从人口数量上看，阿富汗的塔吉克人仅次于普什图人。但是，长期以来，塔吉克人毫无政治影响可言。马苏德的父亲是一名技术官僚。由于工作调动，举家移居喀布尔。马苏德来到法国人兴建的埃斯特格拉尔高中求学。学校的一旁就是王宫，在劫难逃的达乌德在那里作了最后的生死搏斗。我和马苏德是中学校友，我读十一年级的时候，他还是个六年级学生。正因如此，我当时从没注意过这位小学弟。高中毕业之后，马苏德进入苏联建造的工学院。不过，他是如此热衷政治，以至于未能完成学业。到马苏德开始上大学的时候，他已不仅仅是一名虔诚的政治化的穆斯林了，他还经常抨击同学不遵守教规。他看不惯有人在斋戒期间进食，也见不得有人不按时进行礼拜，他已经改变了以往阿富汗人那种随和的态度。［4］他不仅是穆斯林，还是伊斯兰主义者。不过，比起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还算是温和派。希克马蒂亚尔原是一名反叛分子，曾从军事学院转至喀布尔大学。后来，他也因为关心政治而没有完成学业。在校期间，希克马蒂亚尔选读过一阵子工程课程，这使他后来自称“工程师古勒卜丁”。有人说，希克马蒂亚尔是作为一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开始职业生涯的。对此，他本人及其追随者坚决否认。无论他早年间的思想倾向如何，在政坛闯出名声的希克马蒂亚尔是个宗教激进分子。年，他涉嫌谋害一名同学而被捕入狱。然而，没过几年，一位想讨好宗教激进势力的总理释放了他。于是，希克马蒂亚尔重获自由，前往巴基斯坦这一安全地带。马苏德加入了一个名为“伊斯兰促进会”（Jamiat-i-Islam）的宗教党派，该组织由喀布尔大学的神学教授拉巴尼一手创立。后来，马苏德虽已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阿富汗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但他仍自称是“协会的一员”，拉巴尼才是马苏德心目中的领袖。希克马蒂亚尔原本也是该协会的一分子，后来，他自立门户，创建了“伊斯兰党”（Hezb-i-Islam）。这“一党一会”成了随后几年阿富汗暴力事件中最为重要的两大角色。年，当达乌德领导一个共产党内阁管理这个国家时，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与拉巴尼等伊斯兰主义者试图在潘杰希尔武装起事。但密谋未能成功，所有人不得不流亡巴基斯坦。此后五年，他们一直在巴基斯坦，直到苏联坦克开入阿富汗，他们知道机会来了。马苏德回到家乡潘杰希尔后，很快组织了一批人马开始抵抗苏军。拉巴尼仍然坐镇白沙瓦，负责为协会笼络资源。武装头目回到国内组织斗争，政治领袖则在国外活动，马苏德与拉巴尼倒真是这种合作关系的典范。希克马蒂亚尔主要的活动地点仍是巴基斯坦，只有形势需要，他才会回到阿富汗与手下并肩作战。“工程师古勒卜丁”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游说官员、筹措资金与获取政治资源上。虽然他大部分时间并非身处阿富汗，但其影响力又触及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在激进学生中，马苏德的表现并不出众。他不善演讲，组织游行也非他的专长。正因如此，他才把协会的领导位置让给拉巴尼吧。后来的山里游击作战，倒是让马苏德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事实证明，马苏德在军事方面天资卓越，几乎能和切·格瓦拉(1)、毛泽东相提并论。很快，他就被崇拜者冠以“潘杰希尔雄狮”（潘杰希尔本就是“五头狮子”之意）之名。他不仅能设下埋伏，击落直升机，还有组织平民生活的天赋，他一手拿着枪，一手枕着头管理着他的社区。马苏德摸索出了一条与苏联侵略者的相处之道。白天，对方战机出动时，山里的百姓会上山躲藏；待苏军撤离，大家又会回家过各自的生活，他们还会趁着夜色犁地、播种，照料其他农活。马苏德也想把所有的游击武装团结在一起。为此，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牵头组织了一个监督委员会。鼎盛时期，有多个游击武装挂靠在委员会的名下。不过，马苏德毕竟是个塔吉克人，民族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他的身份自然无法服众，占人口多数的普什图势力与马苏德的关系一直若即若离。［5］马苏德激发了他的追随者们近乎宗教膜拜的忠诚。我曾和马苏德的亲密助手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Abdullah）有过一次谈话，我问他对马苏德的印象。他回忆起马苏德在历经与苏联人艰难杀戮的一天后，回到家里与孩子们玩耍时所散发的温柔。这样的故事是传说，是后人创造的英雄神话，真实的人与事可能要复杂许多。希克马蒂亚尔是马苏德的一大劲敌。希克马蒂亚尔并不具备马苏德的领袖魅力，他也不是一个游击战士，这不是他的专长。希克马蒂亚尔过去是（显然现在仍是）杰出的组织者，具有非凡的政治头脑。我预感多斯特·穆罕默德也是这样的人。马苏德转战山间的时候，希克马蒂亚尔在竭力拉拢三军情报局的各位官员，这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三军情报局拨出的金钱、军备，有四分之三流入了希克马蒂亚尔的口袋。希克马蒂亚尔用这笔援助，将伊斯兰党打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间（虽然基本上是普什图人）的游击队网络。阿富汗的每个地区都有伊斯兰党武装人员和特工。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难民营里，希克马蒂亚尔派出的人总在招兵买马。每个在战乱中长大成人、慢慢变得麻木残忍的阿富汗男性，都有可能成为希克马蒂亚尔旗下的一名走卒。无论是马苏德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在和苏联人及其傀儡政权展开血战。之后，同一阵线的两大势力也交上了火。抗苏战争期间，希克马蒂亚尔武装经常寻衅其他“圣战”武装。有一次，他们差点要了马苏德的命。大家清楚地知道，两位领袖彻底决裂的那一天即将到来。(1) 切·格瓦拉（—）：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是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编者注第22章 冷战的最后阶段苏联入侵激起了阿富汗各派势力的强烈反应，伊朗的世界末日革命，布托政府的垮台和伊斯兰主义在巴基斯坦的胜利，阿拉伯世界反政府、反西方的秘密伊斯兰革命组织和政党在崛起。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局势即将迎来一场新的对决。在伊斯兰世界，不仅思想家和活动家，就连集市上的普通百姓都把当前的历史重新定义为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较量。相比之下，在西方，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观察家仍然从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角度来看待全球问题。两大阵营都具备核打击能力，因此，双方都不能直接诉诸武力。他们要想在世界各地施加影响，只能通过冷战的方式。第三世界时常爆发的代理人战争，正是双方你争我夺导致的后果。冷战到了年，西方阵营觉得己方形势不妙。当时，美国的经济情况实在糟糕，承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同时，经济发展却陷于停滞。此外，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按照此前的经济观点，高通胀、高停滞与高失业率绝不可能同时出现。与此同时，油价一路飙升，就像坐上了火箭。危局当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却束手无策，他只是干巴巴地恳请国民节俭一些。当时的情况，需要每个人勒紧裤腰带。悲观情绪在全国迅速蔓延，迫使总统发表电视讲话。面对电视观众，卡特承认，美国正在经历困境。［1］在古巴，卡斯特罗的权位还是那样稳固。美国中央情报局用尽计策，也没能把他整下台。中美洲的左翼游击武装不但控制了尼加拉瓜，还在萨尔瓦多取得了节节胜利。在欧洲，喧嚣一时的团结工会遭到苏联的强力镇压，活动转入低潮。新鲜出炉的SS-20导弹，将整个西欧纳入了苏联的核打击范围。在中东，美国失去了伊朗国王这个最强硬的盟友。更糟糕的是，一群年轻的伊朗激进分子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控制了52名外交官。一个超级大国，何曾遭遇过如此频繁的羞辱？没过多久，苏联的介入又导致了阿富汗政权的更迭。难道对手真是不可抵挡？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卡特政府作出回应：苏联攫取控制海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作对美国根本利益的威胁，美国将采取必要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卡特主义”。也就是说，吉米·卡特只打算守住波斯湾这一阵线，承认了阿富汗。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1)却觉得危局之中暗藏转机。在他看来，阿富汗已让苏联泥足深陷，它会耗尽苏联的心血和财力（当年，美国不也在越南触了同样的霉头），有了阿富汗的战事，美国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苏联付出不小的代价。对此，布热津斯基很有信心。当然，他并不希望美国对此投入过多，毕竟他可不敢指望阿富汗能战胜强大的苏联。只要美国暗中扶持阿富汗，尽可能拖慢苏军那不可阻挡的胜利进程，让苏联在稳赢的这场战役中尽可能付出大的代价就可以了。回想起来，年的苏联为什么会让世界如此恐惧和敬畏，是很难理解的。诚然，美国在当时已经疲态尽显，不过，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却在垂死挣扎。一方面，国内的官僚体制已经僵化不堪，甚至连它自己的官员都在鄙视它；另一方面，指令性计划经济除了生产巨型武器和工业设备，无法生产其他消费品，苏联人民梦寐以求的汽车和电视，似乎只有“自由世界”才能供应。最糟糕的是，政府没有充满活力的理想来弥补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共产主义曾经履行了这一职责，但如今，即使在共产主义世界，它也失去了号召力，甚至没有了激励共产党人的力量。年老多病的勃列日涅夫早就无力问政，但却无法摆脱，即便哪一天他撒手人寰，政治体制内也找不出合适的接班人。年，勃列日涅夫结束任期，权力移交给了原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关于安德罗波夫，外界知之甚少。此人同样年事已高又疾病缠身，上任不过15个月就去世了。继任者契尔年科更是个无足轻重的政治局官员，而且他和前两任一样老病交加。不到一年，契尔年科死在了任上。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冷战赢家，一个即将称霸全球的大国。即便如此，苏联的威胁仍让美国感到不安。罗纳德·里根能够赢得年总统大选，和他牛仔般好斗的姿态密切相关。里根甚至多次出言攻击苏联，为冷战对手贴上“邪恶帝国”的标签。他宣称自己不会像吉米·卡特那般束手束脚，而要和苏联大干一场。阿富汗（和伊朗）也是里根手中的一把利剑，就此展开的层层诘问，让卡特简直无力招架。阿富汗战争对里根尤其有利，它已经成为里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右翼“反共”老战士津津乐道的话题。右翼政治家虽然对伊斯兰主义知之甚少，却称赞阿富汗的“圣战者”是光荣的自由战士，视他们为“反共产主义者”。入主白宫的里根，亟须用实际行动把竞选承诺一一兑现。在这方面，里根还真不是作秀。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是为了占据冷战的上风。为此，里根不惜采用核对抗的手段。他在联邦德国境内部署的潘兴导弹，直指莫斯科。对于苏联方面发出的高声质问，他只是微笑以对。里根甚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也许美国可以打造一个全新的防御体系，让苏联的导弹完全瘫痪。他的这个战略防御计划就是众所周知的“星球大战”计划，让一众战略专家闻之心惊。由于“相互摧毁”原则的存在，两大阵营才会陷入僵局，世界和平因此有了保证。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自然没人敢轻启战端。假如美国在防御方面棋高一着，里根就可以选择主动出击，攻打苏联。倘若苏联当局觉得对手已经占据优势，没准会先发制人实施打击。里根冷笑了一声，估计他会冒这个险。“星球大战”计划也许不可行，不过，对峙的原则在于料敌从宽，苏联人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研制新的核武器。不知不觉中，双方展开了一场军备竞赛。“星球大战”计划有些抽象，即使对那些赞成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为了支持他的强硬立场，里根不得不在美苏对抗中坚持到底，其中之一是尼加拉瓜，另一个是阿富汗。对里根政府而言，尼加拉瓜比阿富汗更为迫切。在该国境内，美国一手扶植了反政府游击队（Contras）。游击队表现颇为出色，一度推翻了桑迪尼斯塔主导的政府。当然，里根政府也向阿富汗的“圣战者”提供了许多方便。虽然马苏德等人得到的金钱、装备，加起来不过价值几千万美元，但比起一毛不拔的卡特时代，“圣战”武装的境况好了许多。冷战总能适时影响阿富汗的局势。年，苏联这艘巨舰迎来了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舵手——戈尔巴乔夫。不过，他接手的这艘巨舰已经出现沉没的先兆。为了应对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政府投入大量金钱，国家财政几近枯竭。戈尔巴乔夫深知，如若不对军事与战争支出加以控制，苏联的国运恐怕将此终结。他因此推出了好些全新措施：“新经济政策”下，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接纳市场要素；“新思维”的推行，让苏联国民也享受到了有限度的言论自由。对于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举措，西方大加称赞，称他是一位伟大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还和里根就缓和核紧张局势进行了会晤，并取得一些实质进展。两大阵营由此有了一次真正的喘息之机。会谈之后，里根在国内赢得一片赞誉，戈尔巴乔夫也收获了诸多好评，人们称他是和平的缔造者（除了右翼福音派基督徒，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额头上的胎记表明他“反对基督教”）。［3］戈尔巴乔夫的有些作为确实值得称颂。不过，此人的大胆举措却给阿富汗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戈尔巴乔夫认为，入侵阿富汗简直是大错特错，阿富汗就像套在苏联脖子上的一根绳索。为此，他迫不及待想要从中逃脱。但他并没有撤军停战的打算，而是要求军方不惜代价，尽快取得战争的胜利。当年的尼克松不也想在越南“光荣撤退”［4］吗？戈尔巴乔夫想从阿富汗撤军，但他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那个时候，苏联正在和美国就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因此他不能表现得软弱无力。打那以后，苏联军队明显加大了空袭力度。在狭窄的山谷间来回上下穿梭，直升机上的机枪对准平民的次数明显增多。戈尔巴乔夫上任第一年，也是战争最为血腥恐怖的一年。这一年，苏军参谋部制订屠杀计划，要把阿富汗的广袤乡村辟为无人区。那个古老的阿富汗在地毯式的空中打击下彻底解体。所谓的“乡村共和”，就此成为历史。同一年，逃亡伊朗、巴基斯坦的难民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万人。而战争开始时，阿富汗的总人口不过万人。全世界的难民中，阿富汗难民占了大半。摧毁阿富汗的凶手，并非一个势大力强、莽撞无知的新兴国家，而是一个风雨飘摇的超级大国，它把阿富汗的局势搅得一片混乱。阿富汗的战事还在不断升级，隔岸观火的美国人却从局势中看到了阿富汗取得真正胜利的可能性。于是，国会参议员戈登·亨弗莱、众议员唐·里特等人开始为阿富汗事业游说。里根总统任命了一位阿富汗事务顾问，此人是阿富汗侨民，名叫扎勒米·哈利勒扎德，在贝鲁特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查理·威尔森也认为援阿之事可行，与国会和中情局的盟友一道，成功将美国对阿富汗“圣战”武装的（秘密）援助增加两倍。在威尔森的游说下，沙特阿拉伯政府决定拨出一笔同等价值的援助。到年，“圣战”武装每年可以从美国方面获取10亿美元的援助。当然，这笔援助还要通过三军情报局获得。此外，沙特阿拉伯还有10亿美元的援助。除了金钱和武器，威尔森等人还给了“圣战”武装一个重要建议。通过实地勘察，议员们发现了苏军的一道软肋，抵抗组织可以加以利用，穷追猛打。为此，“圣战者”只需要一件方便带进山区的武器，就能随时向苏军的直升机展开射击。可惜，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如此便携且威力十足的武器。于是，威尔森联合中情局内所谓的“阿富汗别动队”，矢志要为“圣战”武装打造一件实战利器。以色列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埃及政府则在运输方面打开绿灯。最终，著名的“毒刺”（Stinger）便携式防空导弹得以问世。这种导弹有长长的炮筒，可以根据热成像原理追踪目标。发射的时候，只需两个人固定炮筒，另一个人负责瞄准、开火即可。“毒刺”导弹虽谈不上十分先进，但足以威胁苏军。年9月25日，“毒刺”导弹第一次被用于实战。伊斯兰党的军事指挥官阿卜杜勒·哈法尔（他自称“工程师哈法尔”）瞄准贾拉拉巴德机场的一架苏联直升机，发射了“毒刺”导弹。战争一打响，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虽然苏联的空中打击仍在继续，许多人死于空袭，但其经济意义是决定性的。据三军情报局披露，截至年，阿富汗抵抗组织发射的“毒刺”导弹，每天都能命中1—2架苏联战机。一枚“毒刺”导弹，花费不到4万美元，而苏联军用直升机的身价却高达万美元。美国中情局向“圣战”武装提供了多枚“毒刺”导弹（一说2枚）。另外，英国产的类似武器也在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来。［5］从经济角度而言，这场战争对于摇摇欲坠的苏联实在太不划算，一次就损失了万美元，还是败给只有大把猎枪装备的游击队。没办法，戈尔巴乔夫只得选择撤军，越快越好，战果、面子只能统统抛之脑后。苏联撤军的第一步，就是撤掉卡尔迈勒。此人施政无方，督战不力，已经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继任者是秘密警察部队的头目纳吉布拉。此人体格魁梧，肌肉发达，像一位举重运动员，外号“公牛”。纳吉布拉上任之后，也有一番改革亟待推行：首先，他不再执着于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其次，他要和“圣战”武装展开谈判，争取组建联合政府；他还得收买人心，拉起一支声势足够大的拥趸队伍。以上目标达成后，苏联人方能安心离去。为了维持局面，纳吉布拉可谓竭尽全力，所有能够缓和局势的手段都被他使了一遍。秘密警察的名声实在太臭，纳吉布拉将其更名为“武装警察”（WAD）。每个人都清楚，总统此举纯属换汤不换药。在纳吉布拉统治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更名为“阿富汗祖国党”，但却没人高唱爱国歌曲。纳吉布拉主持颁布了新宪法，宣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改为“阿富汗共和国”，伊斯兰教为国教，保障所有公民的自由。但没有人相信他。纳吉布拉还拨出专款，修建了不少清真寺与神学院。他呼吁反对派放下武器，与政府达成和解，还在议会中为“圣战”武装领导人留出位置。他甚至说，如果某些条件得到满足，他将辞职。放在十年前，这个计划可能奏效。不过，20世纪80年代的血腥记忆早就关上了和解的大门。阿富汗人如何能够相信，残忍阴鸷的秘密警察局局长是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会致力于重建阿富汗的价值观。“圣战”武装清洗了枪支，开始向城市进军。战争之初，联合国就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呼吁交战方重回谈判桌。数年来，多个国家派出代表参与斡旋，却总是毫无成效。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苏联自来年起，将从阿富汗前线分批撤军，阿富汗的内部事务将交由阿富汗人自行处理。如此决定，尚不知是福还是祸。同时，苏联希望美国和巴基斯坦作出以下保证：承认现有边界，美国不再向阿富汗境内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及经济援助；苏联撤军之后，任何国家不得干涉阿富汗的国内局势。苏方提出的要求并未收获切实的承诺，但是，戈尔巴乔夫已没有多余的精力迫使美方作出承诺，毕竟当时的苏联已经走上了解体的道路。年，第一批苏联军队从阿富汗回国。那一年，苏军在慢慢撤出。与此同时，无论从苏联自身出发，还是站在全球高度，一些更为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在苏联境内，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爆发群众运动，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都遭受了严重挑战。而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三国人民先后走上大街抗议示威。风雨飘摇的苏联行将崩溃。年2月，鲍利斯·格罗莫夫上校踏上铁尔梅兹（Termez）大桥(2)，穿过阿姆河，回到乌兹别克斯坦。他是最后一名离开阿富汗的苏联军人。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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