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
年，长久以来被历史遗忘的一年。但若仔细检视，历史上的时刻鲜少像这一年，能拥有如此震撼的巨变。这一年所发生的反革命浪潮，刻划了现今时代的面貌，并深远地定义21世纪的走向——
《历史的反叛——年的奇异变革及其阴影》
StrangeRebels:andtheBirthofthe21stCentury
作者:ChriatianCaryl
译者:林添贵
出版社:台湾八旗文化
出版时间:-5
ISBN:6
一
一九七○年代长久以来即被在它之前的六○年代掩抑得黯然失色。对西方国家而言，一九六○年代是个社会剧烈改变、政治大戏高潮迭起的时期，也是推动和宣示革命的时期。比较而言，在它之后的七○年代，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更像是过渡时期，陷于死胡同和幻灭的乌托邦之间的混沌时段、希望幻灭和漂浮的时期。〔一九七○年代才刚结束后的两年就有一本书出版，描述七○年代的点点滴滴。它的书名挺切题，就叫做《似若无事》（ItSeemedLikeNothingHappened）。〕对美国人而言，一九七○年代是水门事件爆发和越战铩羽而归。对西欧人而言，这段期间见证了意识形态热情的退潮，许多六○年代的激进分子背弃了革命政治，同时另有一小撮人则拥抱堂吉诃德式的“都会游击队”生活。（德国或意大利的左翼恐怖分子有时亦被称为“都市游击队”。）
可是，随着时间流逝，一九七○年代开始不太像是过场龙套，反倒更像是主题大戏。美国近年来对这段时期的兴趣暴升，已经引起对其影响做彻底重新评估的风潮。有一种（保守派的）看法，认为受到一九六○年代文化、政治精英推动的激进概念，唯有在一九七○年代，才能化为广泛的社会动荡。六○年代活跃分子的反威权主义，转变成对领导人、体制和跨阶级理想普遍的失去信心。水门事件和因越战而燃起前所未见的政治犬儒主义。吸毒扩散、犯罪率上升、而且激烈的紧张感也渐渐升高。肯尼迪总统的卡美洛（Camelot）和约翰逊总统的大社会（GreatSociety）之崇高期望，让位给紊乱、失序的衰颓意识。
研究这段时期的其他学者专注在经济期望的崩溃。对西方大多数国家而言，一九七○年代象征着长期的额外经济增长走到了尾声。实际上，所有的西欧国家和美国都在二战结束之后经历了三十年的大繁荣。（法国人称之为“光荣的三十年”。）尤其是美国人看到生产力年复一年的稳定上升，薪资与消费也同步上升。人人都蒙受其利：工厂工人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老板同样陡升。有史以来第一次，即使靠体力做粗活的工人也买得起洗衣机、有钱出远门度假、供小孩进大学念书。财富和机会上升的这类的轨线在一九六○年代及七○年代初期一直持续着。到了七○年代，这个“压缩时期”（AgeofCompression）——因为它的特点之一：所得平等稳定地改善，因此得名——终于停止下来。
有一件特殊的事件导致经济期望的修正。一九七三年，阿拉伯国家主宰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rganizationofPetroleumExportingCountries,OPEC）针对华府决定在赎罪日战争（YomKippurWar）中运补以色列部队，决定做出抗议反应，就是切断对美国及其他被视为支持犹太人建国的西欧国家之石油出口；油价因此大涨，它甚至影响到不是直接被锁定为禁运对象的国家。因此就发生了经济大衰退（GreatDepression）以来最深痛的经济暴跌。发达国家各地的加油站都出现排队长龙。美国官员恳求消费者在圣诞节假期不要挂圣诞灯；有些地方实行汽油配给。突然间，那些曾乐观认定经济会有持续增长的假设，似乎不再适用。
这场能源危机冲击经济发展，但是它最持久的影响可能是心理上的冲击。总体经济正统论认为通货膨胀会刺激经济活动，因此增长迟缓和高失业率，与高物价水平并不相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中央银行连手降低利率，急切希望刺激景气回升。可是，市场毫无动静。投资和就业并没有反应——可是，在“石油危机”以前就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现在又开始攀升了。被称为“停滞膨胀”的这个新现象，打破所有专家的预测。华府和西方世界其他首都的专家们，不再像是繁荣的保证人。
就某些方面来讲，第一次能源危机只是加剧业已发生的激烈变化。阿拉伯石油禁运对西方经济的冲击极为严重，一部份原因是管理战后秩序的规则已经松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及其盟国连手创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Woodssystem），以一个松懈的方式固定汇率制度，为全球的经济订出架构。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了三十六年。它确立美元为标杆，而大家拱它为中心，围绕着它活动。然而，到了一九七一年，由于越战耗费不赀，加上它与西德、日本等新兴经济大国的贸易赤字扩大，美国收支平衡的危机也呼之欲出。尼克松政府对付问题的方法就是，宣布美元不再直接转换为黄金。稳定的汇率制度成为过去，世界经济再也不是那么容易预测。七○年代成为当时称为“相互依存”，也是首度痛苦沉思的时刻，这并非巧合。（“全球化”这个字词初次出现在一九七四年《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中，很快就取代了“相互依存”。）
其他一些比较不明显的力量也推动着世界走向相互联结。美国人及西欧人长期受惠于他们是掌握先进科技的技术和管理的前锋这样的优势地位；整个二十世纪，劳工从农业转移到工厂，稳定的工业化使得生产力大幅提升。但是到了一九七○年代，由于制造的专门技术已散播到世界各地，这些优势逐渐受到侵蚀。可以说是，到了七○年代，西方首次赫然发觉它再也不能独占发展的果实。日本在战后令人惊讶的成功，替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四小龙”（台湾、新加坡、韩国和香港）立下典范。巴西和墨西哥这两个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在一九七○年代也缔造出不逊于四小龙的百分之七点五年增长率。所有这些国家的增长都建立在出口——尤其是制造业——成功的基础上。到了一九七九年，这六个国家——东亚四小龙加上拉丁美洲两巨人——供应百分之四十的西方进口衣饰；某些国家也已跨入消费电子产品及造船业的领域。这一切都证明新玩家也能够挑战长期以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霸业。
科技在这些改造、转型当中也扮演关键重大的角色。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一九六○年代创造“后工业社会”这个词汇，但是他的读者必须再过几年才能了解这个词语的意义。七○年代在半导体及微处理器的开发方面有突飞猛进的成绩，计算机从政府及大企业禁脔，变成小企业、甚至个人也能拥有的新时代。卫星通讯的成本现在跌到可以普遍使用的低水平——对于新闻传播及全球财金交易的速度产生戏剧化的效应。我们不妨想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活在一九七○年代创新的科技当中：如电子邮件、条形码、核磁共振成象（MRI）、口袋型计算器、个人计算机等等。
苹果和微软两家公司都在一九七○年代成立。在这之前，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计算机这种巨大的机器只有大型的官僚组织才买得起。七○年代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从此以后，象征工业强劲实力的不再是福特汽车在密歇根州红河的巨大工厂的冒烟烟囱。今后的世界将更加紊乱、更加动荡，一个伟大的构想力量可超越一支装配线大军。在新型的美国经济中，企业可以更容易地把工厂迁到海外低成本的地方，服务业和金融业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政治力量一度十分强大的工会开始式微。经济力量的均势如此改变，代表着经济进步的成果不再像从前那样泽被众生。一九七九年代表美国的所得不平均，自一九四五年以来首度开始扩大——这个趋势从当时开始、持续到今天仍未稍止。
二
受到这些趋势冲击的所有西方经济体当中，最惨的莫过于英国。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石油禁运伤害到每个国家的增长率，但是英国最不堪一击。
有些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在二战之后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九四五年的大选，英国选民以压倒性多数票支持工党的宏伟计划，以建立包罗万象的福利国家。工党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Attlee）首相领导下很快就兑现了他们的政见。他们建立了国民保健服务（NationalHealthService）和年金及失业保险的全面制度。工党也把煤矿、铁路等经济的重要部门收归国有，并且坚决拥护凯恩斯的总体经济政策。即使工党政府在一九五一年时失去执政权，保守党的新政府也没有挑战前任政府所施行的改革，以此证明他们确保了在民众的心中长久的支持。从此就诞生了所谓的“战后共识”（ThePostwarConsensus），这就是持续到了一九七○年代尾声的英国政坛基石。
战后共识能持续，是因为它有效用——至少前几十年是如此。英国经济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一直稳定地成长，把国家新财富的好处与民众分享。但是到了一九七○年代，好景不再。全球竞争上升，暴露出英国社会民主制度结构上的僵困。石油危机发生的时候，正是英国传统制造业出现痛苦的衰退之象的时刻。原本骄傲的劳工阶级城市已经一片枯萎，工厂废址遭人胡乱涂鸦。一九七○年代的英国经济步履蹒跚，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一九七四年，即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保守党籍的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Heath）被迫实施电力配给和每周工作三天制。失业率上升、生产力下降。英国企业似乎已迷失方向。创业家因为税率过高，逃往比较友善的环境。全国新闻不时出现罢工的消息；工会一再展现他们强大的政治力量，以致希斯政府在一九七四年败选垮台。
詹姆斯?卡拉汉（JamesCallaghan）两年后接任首相时，这些问题仍横亘在他面前。他的工党在年迈的哈罗德?威尔逊（HaroldWilson）领导下，赢得一九七四年的大选，使他以首相之姿第二度入主唐宁街十号。但是工党胜选的幅度有限，威尔逊只好组织以工党为首的少数政府。他的政府拚命要处理能源危机的后遗症以及工会——工党最有力的支持者——餍求不足的要求时，很快就全军覆没。卡拉汉接下一筹莫展的威尔逊首相之职时，通膨已达到令人咋舌的百分之二十五。外来的投资者失去信心，不认为英国政府有能力能重新掌控它的财金情势，英镑已经失血过多，伦敦当局发现自己面临全面爆发的收支失衡危机。简单地说，英国国库的外汇存底已经见底，无力支付进口所需。账单到期，英国却付不出钱来。
卡拉汉并没有粉饰太平。他在旧日政府的保证岌岌可危之际，承接了领导经济的重责大任。他的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Healey）宣布英国无力走出危机。卡拉汉的女婿彼得?杰伊（PeterJay）是个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及政客，甚至转而相信所谓“货币学派”的理论：即严格控制货币供给才是拯救通膨唯一的方法。这一点与凯恩斯派英国战后共识的原理抵触，后者强调透过政府支出以对付失业问题。卡拉汉一九七六年在工党大会的演讲稿是由杰伊主笔，它成为英国战后经济制度的挽歌：
长久以来这个国家——我们全部，是的，这个会议也是——安于向国外借钱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水平，而不去抓紧英国工业的根本问题……我们被告知安逸的世界会永远持续，保证会充分就业……这个安逸的世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我们过去认为我们有办法藉由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以走出衰退，提升就业。但我可以很坦诚地告诉诸君，这个办法现在已经走不通了，虽然过去它能奏效，但它只发生在每次战争过后我们在经济当中注入大量通膨，可是后继而来就是更高的失业率。
最后，英国被迫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求借三十九亿美元以度过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条件包括严酷的削减支出及全面的撙节措施。回想一九四五年时，英国还是美国的伙伴，共同打造国际经济的体系，催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伦敦却在攸关生死存亡的危机下要向它求救。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发达国家必须向国际货币基金求救。（一直要到二○○八年，冰岛深陷全球金融危机，才有类似的已开发国家求救案件发生。）
这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奇耻大辱。一个曾经是西方经济、政治体系核心的大国竟然沦落到香蕉共和国的地步。卡拉汉诊断出问题的所在，却拿不出补救的方法。老是有些东西作梗，阻碍作为：如工会抗拒、全球经济气候欠佳、做事因循苟且等。旧方法已经无效——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新方法在哪里呢？
三
当然有些国家因为石油危机而受惠。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伊朗帝国——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冷战盟国。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RezaPahlavi）当然欢迎因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禁运而大量涌入他的财库之金钱。他对改造伊朗社会有宏伟的计划，而他所构想的改革规模肯定所费不赀。
十年之前的一九六三年，巴列维发起他称之为“白色革命”的大改革计划。由当家的君王率领革命，听起来似乎怪怪的，但是在伊朗的情况下却合乎相当的逻辑。巴列维晓得他的国家迫切地需要现代化，但是进行的时候不能危害到他的统治。在他看来，对他的统治最大的威胁来自左翼。一九五三年，美国人支持的政变推翻了左翼、民族主义者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edMossadeq），因而拯救了巴列维的王位。摩萨德因为将英国人控制的石油工业收归国有，在伊朗人民当中声望极高。巴列维晓得极左思想在伊朗政治化的知识分子当中颇为流行，且伊朗深刻的阶级对立和坚固的贫穷，使得它禁不起革命的诱惑。虽然他在一九四九年已经取缔强大的伊朗人民党（Tudeh），这个党还是力足以支持摩萨德在后来推动国有化计划，并成为一股力量。摩萨德被捕之后，巴列维更加强力地弹压共产党。数以千计的活跃份子消失在监狱中，伊朗共产党再也没有恢复它原有的力量。
白色革命代表巴列维对共产主义挑战的响应的重要组成。既已粉碎他们的组织，他现在更选择性地剽窃他们的构想。至少在书面上，巴列维的计划很像撷取自马列主义的文告：彻底的土地改革、国家赞助的扫除文盲运动、国有化森林、分配企业股份给劳工。当然，实务上，这些听来不错的措施有许多遭到政府贪渎、裙带作风及规划不良的贻误——换句话说，受到他们有心改造的政府本质的贻误影响。
然而，白色革命受惠于石油收入上升，在许多方面倒是成绩斐然。一九七○年代起始时，伊朗的教育体系深受邻国钦羡，又有一系列蓬勃发展的工业，以及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队。不和世界结盟的许多国家认为伊朗是威权政体开发成功的典范——类似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伊朗当时的经济增长率也同样熠熠发光。）可是，巴勒维急促推动现代化，其成就却带来一堆的新问题。改革冲撞伊朗社会。民众受到工厂就业机会的诱惑，由农村蜂拥进城市的贫民窟。经济快速变化伤害到传统精英，如一度很强大的巿集商人的地位。教育机会的扩大果然提高了难以满足的期望：教育体系产生的毕业生快过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机会。
巴列维的政策也事先盘算好要触怒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利益团体：什叶派教会系统。数百年来，这些学者和教士很骄傲地培养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意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和国家打交道，也没有阻碍他们接受国家的施惠，但是教会很小心地维持住对本身机构的控制——尤其是“哈瓦扎”（hawza）以及财力雄厚的教会基金会。哈瓦扎是极负盛名的什叶派神学院。巴列维国王的父亲礼萨汗（RezaShah）意志坚强，当年也抱怨传教士，甚且一度动手攻打神学院的师生，但他儿子大体上不太管什叶派的组织，也不太理会教会对他政策的抗拒。
然而，白色革命原本也不打算争取他们的认可。它拥抱西方的方式，却对信教虔诚的精英构成威胁。现代化的大学、中学的扩张对于由教士主宰的传统教育机构造成极强大的竞争。世俗法院变得比依据伊斯兰法律为基础的法院更加重要。改革也鼓励女性上学念书、参与工作和摒弃面纱。
针对巴列维政策最著名的批评者是一位说话直率的什叶派法律学者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Khomeini）。他谴责白色革命采取了他认为有违伊斯兰的作法，例如一九六三年授与女性投票权。他特别气愤国王依赖美国，以及和以色列亲善；霍梅尼认为以色列是伊斯兰最大的敌人。霍梅尼说服其他资深的宗教学者参加他的行列，力促选民抵制对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计划之公民复决案。国王下令将人在神学院城镇库姆（Qom）的霍梅尼逮捕，不料却引起数千名神学院师生三天的暴动。安全部队鎮壓抗议，造成数十人丧生。霍梅尼后来获释，但是年又因发表反政府的长篇文章，终于被驱逐出境。巴列维国王及其亲随以为这样就能停止霍梅尼在伊朗境内的影响力。
他们错了。一九七一年，当国王发起盛大庆典以纪念伊朗王室建国两千五百年时，霍梅尼从流亡的伊拉克发表尖锐的批评文字，谴责巴列维奢侈浪费。霍梅尼住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AnNajaf），在那儿接见川流不息前来求见的青年教士，他们聆听霍梅尼的开示：回复伊斯兰才是解救国家弊病的唯一方法。有些教士后来也身陷囹圄——但是，监狱往往是颇具生产力的学习中心。国王持续取缔左翼的异议份子，监狱使得教士和他们一起相处。这些马克思主义狱友和什叶派教士发生激烈论战。在日后的事件发展中，这种辩论竟起了始料未及的用处。
同一时期，新世代的伊朗思想家也在探索对付西化浪潮的方法，想要找出明确的伊朗政治认同。有位作家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Al-eAhmad）痛批同胞可耻地盼望能模仿西方，并力促他们回归本国文化。政治人物迈赫迪·巴札尔甘（MehdiBazargan）和宗教学者阿亚图拉·马哈茂德·塔列卡尼大主教（AyatollahMahmoudTaleqani）思考着要如何才能让经济政策与古兰经教义相吻合。社会学家阿里?沙里亚蒂（AliShariati）设计出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伊斯兰所关切的社会公义两者做特殊的融合。他成功地把他对革命的热情和他对先知原始使命之了解，融为一体。
巴列维国王和他的极左翼反对者都没有看到这些新的意识形态之探索会是如何强而有力。巴列维和共产党都不能了解伊斯兰的反弹力道。
四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没有理由担心什叶派学者私底下的运作。一九七○年代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给予莫斯科许多机会，而苏联领导人也急欲掌握它们。同样一个油价大涨重挫了西方的经济，对苏联而言却是恩赐——因为它也是全世界主要的产油国之一。西方国家因经济的一蹶不振而士气消沉之际，苏联要乘胜进击。他们最大的成功来自开发中世界，因为战后“去殖民化”的过程在当地正达到顶峰。
美国在越南划时代的惨败正是苏联全球野心最炽的高点。北越一九七五年攻陷西贡，确立了莫斯科在东南亚的进驻。新统一的全越共产政府立刻将美国人已打造成第一流后勤基地的金兰湾，交给苏联全权使用。在一九七○年代的初期，马克思主义政府在南也门夺取政权之后，克里姆林宫已在这个十分重要的波斯湾入口建立了关键性的战略据点。莫斯科正在拉拢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方面，号称得格（Derg，武装军警协调会的简称，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七年间统治埃塞俄比亚，并改名各省军政会议）的一个共产主义军人执政团于一九七四年夺得权力，苏联的势力得以进驻非洲之角。克里姆林宫及其古巴盟友在安哥拉激烈的内战中，支持一个马列主义的革命党。苏联又与南非的非洲国民议会党及非洲大陆一些革命组织建立密切同盟。莫斯科也支持拉丁美洲的许多左翼团体。
尽管有这些向上的趋势，苏联却因遭逢相当多的挫折，而相当紧张。克里姆林宫大力支持智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Allende），可是他在掌权三年之后遭到美国支持的右翼团体发动的政变所推翻——这是苏联在一九七○年代遭遇的少数、清晰的战略挫败之一。另一项挫折是，埃及在接受苏联援助多年之后，安瓦尔·萨达特（AnwarSadat）总统决定改投美国阵营。遭到背叛的记忆一直萦绕在莫斯科政治局的众首脑心头，挥之不去。
萨达特的事例在阿富汗有特别深远的影响。整个一九六○年代，喀布尔发现自己身陷两大超强的激烈相争之中。阿富汗扼地缘政治的要冲，北方毗邻苏联、南侧接近波斯湾这个西方经济赖以维生的能源重心。阿富汗东西两侧是巴基斯坦和伊朗这两个美国主要的盟国。可是它和苏联有密切的历史渊源。苏联是一九一九年第一个承认它独立的国家。这一切使它成为冷战竞争的焦点——阿富汗人至少还能利用这个局势暂时争取对己有利的资源。美、苏双方各自花了数亿美元试图争取对阿富汗的影响力。华府派了无数的和平团义工到阿富汗，提供农业援助或在学校教课。莫斯科替它修桥造路、盖工厂，并且提供数千个名额让阿富汗青年到苏联学习工程学或医学。阿富汗对这类援助当然是来者不拒。它是本区域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国势衰弱，从来无法克服使其国家分裂的种族和地理畛域之分。
不过莫斯科在一九七○年代初可以开始满意自己的努力。美国人已有伊朗、巴基斯坦这两个强大的区域盟友，因而华府的决策者削减他们对喀布尔的援助。美国的援助降低之下，苏联却加码援助，在阿富汗精英中争取地位重要的友人。阿富汗贵族前往苏联深造或直接受惠于克里姆林宫的慷慨解囊的人数日益增多。最重要的是，苏联把数以千计的阿富汗士兵送到苏联受训。阿富汗军队可能是全国最强大的机构，也是少数力量能触及于全国的机构。许多学员回国后，接受了莫斯科对进行社会重建的激进信念，认为这是克服自己国家落后的最佳路径。
怪的是，阿富汗的特权阶级也有人支持这个观点。其中之一是穆罕默德?达乌德?汗（MohammedDaoudKhan），他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三年是查希尔?沙阿国王（KingZahirShah）的首相。（国王凑巧也是他的堂兄弟和连襟。）达乌德是个现代化的贵族，但并非共产主义者。年轻时候去过欧洲，使他深知西方科技的优越，而且他长期服役于军中，也让他深悉国内权力的现况。他怀抱的信念是：国家唯一的希望在于世俗、现代的独夫专政，它可以使阿富汗脱离中古时期的停滞状况，进入二十世纪。就达乌德而言，就和第三世界的许多专制者一样，马列主义的吸引力倒不是因为它的意识型态，而是无情的全国动员的蓝图。短短数十年之内，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把他们落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提升到全球工业化大国的行列；的确，这是值得效法的榜样。就达乌德而言，还有些个人因素。达乌德是个诡计多端的人，明白苏联的支持——包括阿富汗军官及知识分子当中同情克里姆林宫的许多人在内的支持——可以让他有坚固的基础夺权。
一九七三年，达乌德把他的计划付诸行动。他利用查希尔国王赴意大利治病的机会，发动不流血政变，掌控了政府。但是他并未自立为王，取其堂兄弟之地位而代之。达乌德干脆废除君主制。他宣布阿富汗成立共和国，由他本人担任总统。他得到本土共产党阿富汗人民民主党（thePeople’sDemocraticPartyofAfghanistan，PDPA）的支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仍记得他在废王之后担任首相时，倾向莫斯科。
可是达乌德很快地就展现他不愿让阿富汗成为另一个东方集团的卫星附庸。虽然他乐于尽量接受俄国更多的援助，他也表现出决心维持阿富汗作为“不结盟国家”（nonalignedcountry）的正式地位——所谓不结盟国家就是与冷战任何一方都没有正式盟约。他和美国维持友善的关系，并且扩大阿富汗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达乌德担任首相期间，因为支持普什图人（Pashtun）的民族主义，惹恼巴基斯坦人（因为巴基斯坦境内有许多普什图人，令他们头痛），以致喀布尔和伊斯兰堡（Islamabad）双方的关系失和。但现在身为总统，达乌德愿意和缓他的政策，证明他决心避免过度依赖苏联。阿富汗共产党对他这种两头押宝的策略颇为怀疑，他们认为救国之道唯有与莫斯科建立更亲密关系。
但是达乌德在这个深刻的传统型的社会中，就算在保守派的圈子里也十分不得人缘。在官方命令跨不出首都地界的这个国家，达乌德想在这里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要让女性享有平等权利和教育机会。而且他想和当时中东及南亚绝大多数的民族主义统治者一样，他预备依循世俗路线建构阿富汗社会的结构。这代表必须从教育及司法体系里逐渐免除伊斯兰学者和教士的职位。用不着特别说，不是人人都会欢迎他的作法。但是阿訇（mullahs）和农村贵族四分五裂又落后，无法针对达乌德的新政策提出有力的论述响应。（和伊朗的状况不同，阿富汗没有单一、强大的宗教组织可作为反制政府的力量。）但挺讽刺的是，从新阿富汗国家所主办的大学、中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会找出更有效的反抗政府的方法。
伊斯兰教徒当中这股日益滋长的不满情绪，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找到有效的反抗方式。一九七五年，一群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一场业余级的政变试图推翻达乌德政府。他的安全部队迅即敉平乱事。情有可缘的是，总统不能理解这些被误导的热血分子——宗教学者和大学生的怪异结合——有朝一日会主宰其国家的政治生命。他们自命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运动，他们称之为“伊斯兰社”（IslamicSociety,Jamiat-eIslami），也依据地下共产党惯用的细胞结构组织起来。（和伊朗人一样，他们也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学到很多。）从此以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日子就难过了。他们大都销声匿迹进入达乌德的监狱或行刑室；其余的人则逃往巴基斯坦。
但是对达乌德来讲，这些只是过眼烟云。他继续推动他的现代化计划。一九七七年，他自己组织，创立“国家革命党”，并且宣告阿富汗共和国今后将是一党国家。他十分明白在阿富汗不容有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存在的空间。他晓得，有朝一日终需摊牌。达乌德没有预料到的是，这将替冷战超强彼此之间重启竞争——以及为新伊斯兰再起叛变——铺路。
五
最后，两大超级强国在第三世界的敌对只是一场热身赛。冷战紧张的关键是在欧洲——更精确地讲，是在中欧。这指的是德国，以及波兰。
苏联有四十万大军驻扎在东德，配备坦克，构成华沙公约于欧洲部队的核心。若再加上来自苏联如卫星般附庸的国家的部队，东方集团的军队远超过北约组织的常规兵力。克里姆林宫动用从输出石油赚来的钱建设世界级的海军，并将最新型的潜水艇、洲际弹道飞弹和远程轰炸机，配备了现代化的核子武器。
到了一九七○年代，冷战双方的发展已到了他们的核子力量足可摧毁世界许多次的地步；这股破坏的潜力说服双方发起“缓和”（détente）时期。“缓和”成为七○年代最受重视的观念。缓和假设双方——苏联集团及它以美国为首的敌对方——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存在于国际社会。当时很少专家认真认为苏联真的有可能土崩瓦解。
我们应该记得，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关于历史真实的一种学术理论；它的信徒也相信他们握有更高明的经济管理的钥匙。共产党的中央计划者声称他们代表科学和效率，这种知识应该使他们在市场中掌握优势。有一种公认的解释说明，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在一九三○年代世界经济停滞时，暴露出资本主义根本上的弱点，全靠新政（NewDeal）的国家广泛介入，以及稍后战时的中央计划才脱出泥沼。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一九六○年写说：“一个俄国人看到过去十五年共产主义帝国的成长，绝不会自然地做出结论，认为共产主义的政治组织在制度基础上出了岔错。如果问题只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相对能力，结局已定（对共产主义有利）。”基辛格日后成为缓和的作者之一。但实际上也有许多人具有相似的想法。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ohnKennethGalbraith）写了一本书，预测西方跨国企业的崛起，以及东方官僚资本主义的兴起，将会产生结合了两者力量的混合体——这个观念后来被称为“收敛理论”（convergencetheory）。
当然，事实上，苏联的巨大军事力量根基并不稳固。华沙公约令人震慑的力量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苏联的国防经费支出在一九七○年代达到顶峰。有人估计，莫斯科花在军事上的支出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一——即使天然资源极为丰富，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经受得了如此长期的消耗。苏联及其卫星附庸决心搞自给自足的独裁经济，把自己和外在世界隔离开来。我们很难精确地了解，在那堵高墙后面的真实状况。但是东方集团内部的许多计划人员和经济学家却很明白他们的制度正在被世界抛在后头。
在经理人需要大型工厂以生产攸关更进一步工业化产品的阶段，中央计划发挥得最好。苏联在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让全世界大吃一惊，他们“跳蛙式”地直接进入烟囱时代，在广大的帝国上到处兴建炼钢厂和大水坝。战后的头几十年他们保持着步调，快速重建遭到纳粹入侵而夷平的欧洲部分领土。但是到了一九七○年代，投资开始减缓，生产力也停滞下来。在计划者以重工业为发展优先的体系里，消费者的商品及基本粮食（如肉类、水果）从来不曾丰富过，现在更是稀少到极其严重的地步。某些历史学家认为西方与东方面临不同形式的同一个“后福特”危机：在全新的全球环境中，要如何处理已经不再有用的煤矿和巨型工厂呢？（注11）西方国家在不同程度下选择让市场力量来做决定。但是俄国人执着于重工业挂帅的意识形态，很难找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全球其余区域经济加快其创新的脚步时，共产国家的政府严格控制信息，成为致命的障碍。转向计算机化的知识经济，已经让西方穷于应付；对共产国家而言，它却是无法克服的重大困难。
问题还不只限于经济层面。中央计划无法适应全球化快速易变的需求，同时，马列主义的独霸意识形态也遏制东方集团人民的道德和精神发展。而苏联帝国的每个公民每天都活在矛盾当中，官方毫不倦怠、口径一致地在学校、工作职场和官方媒体上得意洋洋做宣传，可是实际生活却是匮乏、瓶颈和官僚小贪污永不间断。斯大林时代，这样的矛盾被国家的恐怖暴行和每天生存的需求匮乏所掩饰住。到了一九七○年代，是勃列日涅夫晚年时期，这些节制变成了冷漠、玩世不恭和玩卑鄙手段。活过这段时期的人称之为“停滞时期”。这个标签造成心理危机和经济危机。有人借酒浇愁；酒鬼的数量因而快速攀升。还有少数人质疑党独占历史、文化的理论根据。因此一九七○年代会出现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rSolzhenitsyn）和安德瑞?沙卡洛夫（AudreySakharov），也就不足为奇。他们可能只讲出少数人的心声——一九六○年代美国反文化的激进份子或人权运动者，也可能相同。但是他们所说的，却能在社会上造成回响。
这种公开的正统论和私下的怀疑论两者间的矛盾，或许在波兰最为强烈。共产党自从一九四四年起就统治着波兰，但一路走来，并不平顺。直到一九五○年代，还有些波兰人持续武装反抗苏联册立的政府。每隔几年，似乎总有波兰人走上街头抗议共产制度。一九五六年，工人在波兰的中部城市波兹南（Poznan）抗争。一九六八年，学生受到邻国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和西欧青年街头动乱的影响，也走上街头。一九七○年，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工厂和造船厂工人发动罢工，在街上游行。但所有这些公开抗议都遭到武力鎮壓。
最惨烈的暴力鎮壓发生在一九七○年，政府出动数千名重武装部队，造成至少三、四十人丧生、约一千人受伤。当时的党魁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Gomu?ka）大幅调高食品价格，引爆动乱。他因为犯错，被迫下台。哥穆尔卡曾在莫斯科居住多年，是个典型的习于呼口号、照本宣科的党工。取代他出任共产党党魁的爱德华?吉瑞克（EdwardGierek），似乎端出不同的政策。吉瑞克曾经留学比利时，甚至略通法文，是个衣着整齐的技术官僚，在与工人或外国贵宾会面时都一样平易近人。他一上任，立刻前往格但斯克（Gdansk），为流血事件向当地工人道歉，承诺重新来过。接下来他向各个社会团体进行一系列“请教”，展现他的民主作风。西德总理赫尔慕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和法国总统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Giscardd’Estaing），宣称吉瑞克是个可以打交道的对象，对他赞不绝口。
吉瑞克的经济政策和哥穆尔卡大异其趣。哥穆尔卡和许多传统的斯大林派一样，鼓吹经济自给自足的价值，但是吉瑞克不认为扩大对外贸易有何不妥。事实上，吉瑞克认为与西方经济体系合作或许不失为走出经济僵局的好办法，因为波兰已经无法适度供应肉类、牛奶或住宅给民众。他认为，他的政府不需要对既有的中央计划制度做彻底的改变；波兰可以向西方银行借款来提振波兰经济的现代化。经济一旦成长就可偿还贷款，波兰人也可享用更多的消费者商品，这是兼顾各方、皆大欢喜的办法。
有一段时间，这套政策似乎发挥了效果。在一九七○年代上半期，波兰每年的经济成长率达百分之十。波兰私家汽车的数量从一九七○年的四十五万辆，十年之内增加到超过两百万辆。一九七五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没错，即使是共产党统治的波兰也有这玩意儿——发现，四分之三的人民觉得生活水平向上提升。
波兰人对生活有了改善感到满意。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接受官方的观点：共产主义是最佳的制度。这种怀疑其实与共产集团统治下的其他国家人民的想法差不了多少。但是波兰人有一样东西和别人相当不同，那就是他们忠于罗马的天主教会。数百年来——即使国家遭到更强大的欧洲帝国所瓜分——波兰人把国族认同与教会连结起来，即使到了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仍然不改变这份忠贞。
党费尽心思不让波兰人民的心智投向敌手。一九五三年，波兰教会的最高领袖斯德望·威斯津斯基主教（StefanCardinalWyszynski）不愿向政治局屈服而甘愿入狱。（他在斯大林派的迫害闹得最凶时，还设法保持住教会的重要权利。）三年之后出狱时，他所享有的道德声望没有几个党务人员可以挑战，他也替教会建立起可以与马列主义比美的精神领导地位。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波兰人仍不停地前往教堂。共产党为新生婴儿推出官方核准的命名仪式——可是为人父母者依旧请教士替婴儿施洗。党给予参加共产党成年仪式的青少年福利——可是父母们继续要孩子们到教堂接受坚信礼。国家推动民事婚礼——但是新婚夫妇仍偏好在教堂结为连理。一九七五年，尽管已有数十年的反教会宣传，百分之七十七接受民调访问的波兰人仍宣称，他们定期参加宗教活动。最积极上教堂的群体是劳工（约九成）。
对知识分子而言，教会让他们有机会定期沉浸在相互竞争的论述中，这是历史唯物论不会有的东西。参加天主教主日学的学童，学到了与国家功利主义相反的道德体系。那些阅读天主教书籍、定期参加弥撒的人，吸收了与无产阶级专政大不相同的基督末日学思想；他们有时候也接触到有关自己国家的历史论述，而这些论述又与共产党宣称的有关劳工阶级胜利的神话大不相同。到了一九七○年代末期，天主教周刊《综合周刊》（TygodnikPowszechny）发行量达四万份（波共机关刊物发行量三十万份）。（注15）卢布林天主教大学（theCatholicUniversityofLublin）是全国唯一非国立的高等教育机构。
到了一九七○年代下半期，吉瑞克执政初期的乐观气氛已经消失殆尽。政府难以找到财源偿付日益上升的外债，它唯一的选择是用力挤压国内厂商以弥补不足。一九七六年新一轮物价上涨，又在工业城市拉多姆（Radom）引爆罢工和抗议风潮。吉瑞克二十四小时之内就放弃调涨计划，但是这起动乱却出现有趣的副作用。新的公民社会开始出现。有一个异议团体看到劳工阶级新生而尚在成长的抗议潜力。假如知识分子协助劳工罢工者，提供政治和法律建议，会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个新组织取名KOR，是“劳工保 护委员会”（Workers’DefenseCommittee）的波兰文缩写。
这些新组织的努力吓坏了吉瑞克的政治局。但西方领导人要求东方集团的首脑遵守尊重人权的细节，而吉瑞克急欲保持外国融资的流入，因而命令手下的秘密警察“安全局”（SluzbaBezpieczenstwa，外界通常以其缩写SB称之）容忍某种程度的异议活动——这个政策被受惠者讽刺，称为“压制的宽容”。
宽容并不是永远都清晰。一九七七年五月七日，大学生史丹尼斯罗?皮雅斯（StanislawPyjas）被发现陈尸于克拉科夫（Krakow）的巷弄里。皮雅斯是劳工保护委员会的成员，遭到谋杀而殒命。他的同学借机发动公开示威，反对当局杀人、要求启动调查。当地的工人和农民也响应——这也证明劳工保护委员会的活动愈来愈有效用。组织这一切的学生们，自称是“学生团结委员会”（StudentSolidarityCommittee）。而为皮雅斯主持葬礼弥撒的教士正是克拉科夫的大主教卡罗尔?约瑟夫?沃伊蒂瓦主教——日后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说：皮雅斯是“当局仇视学生民主运动的受害人”。他公开支持抗议活动。
对吉瑞克来讲，当下的时机实在太坏。七月份，吉瑞克为了避免被西方国家抵制，宣布特赦某些劳工保护委员会的成员（不过秘密警察照样骚扰这个团体，只是手法不再那么明显）。这些劳工保护委员会成员重新组织起来，建立他们彼此、以及和劳工、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集中火力替反政府的协同工作奠定基础。现在回顾起来，这可能是日后将要发生的事件极为重要的前置条件。但是当时的确没有人会这样觉得。毕竟社会主义制度在过去经历过更严重的挑战。
六
另一部分的共产世界所面临情况则是十分的不同。苏联领导人发现他们面临国内停滞的症状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却面临南辕北辙的问题。中国人所进入的一九七○年代是天下大乱的状态。
一九六六年，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毛泽东发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年，受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化政策的刺激，毛泽东因此和莫斯科断绝关系，谴责苏联是“修正主义者”，甚至更加挑衅地宣称克里姆林宫拥抱“国家资本主义”（暗喻赫鲁晓夫一度想要放松中央计划）。
俄国人也因为一九五○年代末批评毛泽东全面实施人民公社农业的乌托邦计划——所谓的“大跃进”——惹恼毛泽东。匆促推动中国农业改造所造成的纷扰，引起全国闹饥荒，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害死了约四千五百万人。在毛泽东看来，莫斯科抨击他的政策等于又证明了苏联的堕落，他们僵化、官僚的心态形同全面扬弃斯大林的革命成就。毛泽东坚持中国要独树一帜，拥抱“不断革命”的形式，透过反复抨击特权阶级的余孽来更新自己。毛泽东认为，他的观点在中国也遭到攻击。即使毛泽东站在集合所有对他个人崇拜的中心，他还是觉得党内高层的同志中潜伏着许多敌人。没错，大跃进酿成的灾厄使他在党的领导圈内耗损了相当的政治资本；在大饥荒之后，他的一些高阶同僚——最显著的是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修正了毛泽东许多最鲁莽的改革，从而缓和了危机。毛泽东对这一点无法原谅，亟思发动反扑，以便在面对内部敌人时能够抢占上风。因为赫鲁晓夫在年的克里姆林宫内斗而垮台，使得他本质上所有狂野的偏执，变得益加严重。如果这个苏联领导人的敌人可以连手扳倒他，有什么方法可使他毛泽东不会遭逢相同命运呢？
毛泽东想要借文化大革命抢回主动权。过去十七年间，共产党强悍的统治作风使得社会充满了怨恨，而透过仔细构思的行动，毛泽东现在把这些深刻的挫折感导向党组织中，也导向任何可以被贴上“改革之敌”标签的人。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组成所谓的“红卫兵”大队，在毛泽东及其盟友的煽动下，开始针对官员、知识分子或任何涉嫌与“资产阶级”或邪恶的外国有关联的人发动攻击。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刑求、杀害或被迫自杀。无数的文化古物和文化遗址在疯狂的“破四旧”运动中遭到破坏。
许多文革的受害人是历经考验的忠实共产党员。毛泽东技巧地把文革邪恶的热情导向他自己在党内的敌人。受整肃者的位阶达到国家官僚的最高层级。一九五九年成为人民政府主席的刘少奇（译注：错，刘是人民政府主席、不是党主席）被捕、遭受刑囚，最后在一九六九年遭虐待而死。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自我批判”的群众大会中备受羞辱，或被关进监狱或劳改营，或下放到偏远地区的农场或工厂去劳动。
不过旋踵之刻，害这些平民民众身陷绝境的人也被打为阶下囚，遭到下放。没有多久，文革初期的暴力已造成武装的无政府状态，敌对的红卫兵开始相互武斗。（武斗规模可不小，有时候甚至出动坦克和大炮。）毛泽东很快就觉得大势不妙，召集军队恢复秩序。政府关掉大学，数百万激进派学生被下放到农村去体验劳动生活。许多人一去不复还。
军队的崛起也代表其领导人林彪元帅的崛起，一九七○年代初期有一段时期他成为毛泽东的正式接班人。（林彪收集毛泽东语录、编印成小红书，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极致。）但是林彪旋即失宠，在一场所谓的夺权阴谋失败后逃往国外。意外的确切状况迄今仍然不明；林彪因所乘飞机燃料不足在蒙古坠毁而身亡。虽然口号照样叫得震天价响，文革动乱却逐渐退潮。但是它所造成的伤害仍然延续许多年。在攻击“反革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动荡气氛下，教育与学术的成就发育不良。
到了一九七○年代中期，有些幸存者开始陆续被平反、复职。位于党最高层级的一些人晓得毛泽东已经风烛残年、不久于人世，他的时代即将终结。但是没有人晓得未来将是什么样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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