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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电影与世界60年代13古巴革

来源:萨尔瓦多 时间:20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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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切·格瓦拉传:阿根廷人》中切·格瓦拉与阿莱达扮演者剧照

本节讨论影片:

《切·格瓦拉传:阿根廷人》ChePartOne

《切·格瓦拉传:游击队》ChePartTwo

这两部资源还是蛮多的,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

第二部分:六十年代的动力和资源

第一章来自拉丁美洲

古巴革命的象征与思想资源

本节回到对年好莱坞导演索德伯格的电影《切·格瓦拉:阿根廷人》、《切·格瓦拉:游击队》的讨论。

索德伯格非常谨慎的说他从很小的时候便了解了切·格瓦拉,并且非常尊重和敬爱他,所以一直想拍一部关于他的电影。我可以想象得到索德伯格实际上是切·格瓦拉的“粉丝”,但即使在今天的美国一个好莱坞导演也不敢大声地说“我爱切·格瓦拉”。因为对美国社会来说,切·格瓦拉是一个噩梦。

我们说六十年代由古巴革命开始,以智利政变结束,换句话说,六十年代是由两位二十世纪的英雄所标识的,即切·格瓦拉和萨尔瓦多·阿连德。这两位英雄都是尸骨无存。

年一件世界性的新闻就是古巴、玻利维亚、阿根廷三国的历史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组成的庞大队伍经过大量搜索发现了切·格瓦拉的遗骸。整个拉丁美洲为之震动,人们再次为他哭泣。有意思的是,在这种时刻美国社会洋溢着某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世界的其他地区很难分享的,这是一种真实的快乐,因为切·格瓦拉尸骨的发现再次证明了他死亡的事实。换句话说,在年以前,对美国社会来说切·格瓦拉不仅是个幽灵,还是某种真实的威胁。

在我看来,索德伯格是一个技术精湛但才气不足的好莱坞二线导演,他左倾的立场让他始终保持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以索德伯格的身份是能够稳定地从好莱坞体制中获得制片经费的,但《切·格瓦拉:阿根廷》、《切·格瓦拉:游击队》的制片经费来自西班牙和法国,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这部电影举行了两场首映式,分别在好莱坞和纽约。这两场首映式上都发生了相同的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电影开头的古巴地图一出现全场就沸腾了起来,有人开始高呼“古巴万岁”,这表明古巴在美国和拉丁美洲仍然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古巴是整个拉丁美洲唯一没有被美国“击败”的国家,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击败”。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包括一些大国和富裕的国家,在古巴革命以后已经完全被美国所操控,所以美国的军事机群和轰炸机群出现在任何拉丁美洲国家的上空或者进行轰炸,都已经不能构成“新闻”。整个拉丁美洲已成为美国的后院,除了古巴。年我再一次访问了古巴,我对今天存在的古巴感情很复杂,我没有那种狂热。尽管是这样,我依然认为古巴是一个反抗殖民侵略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战而胜之者。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电影首映式上古巴的地图一出现便引起整个会场的兴奋。同时,另一种情形却是——当扮演切·格瓦拉的演员第一次出现时,立即有人吹口哨或者高呼“滚”、“刽子手”,整个现场弥漫着对切·格瓦拉的仇恨和恐惧。

其实我不大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来看这部电影,大概是寻找这样的机会来骂出这些话,大概那种仇恨和恐惧是如此的深刻。我看到中文的关于这部电影的反馈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表达了一种对于切·格瓦拉形象的厌恶和恐惧。所以我说,这部电影成为了全世界的电影研究者、评论者和电影史学家们公认的年评论两极分化最突出的电影。曾经在年全球高票当选20世纪的英雄与偶像的切·格瓦拉,在年仍然能够呼唤全球性的如此强烈的情感回应。

以前我总是拒绝看任何时期的任何一部与切·格瓦拉相关的虚构性电影,一方面我认为这个人如此之独特,以至于今天的世界上和未来的世界上很难有人能够扮演他,另一方面我害怕演员的形象永远地“挡住”真人的形象。

这一次为了能和同学们分享,我鼓起巨大的勇气看了这部电影,不过看完之后我倒是没有那么担心了,因为演员实在是太难看了。这个演员最大问题的大概是在于他的眼睛。每一个关于切·格瓦拉的回忆录都写到他漂亮的眼睛,形容他的眼睛像Diamond(钻石)。萨尔瓦多·阿连德说当他面对这个人时,“这个人的真诚和温情感动了我,因为那是从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当他笑起来时,笑容还没有改变他的脸,却已经改变了他的眼睛”。

这个演员一是眼睛不够大,二是眼睛没有神采。尽管索德伯格用了一切非常规的视点去拍他,以便让他像切·格瓦拉照片上的形象。切·格瓦拉本人很喜欢拍照,有很多的摄影作品,同时他也很喜欢被拍和自拍,因为他认为古巴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形象对人们的感召以及对革命的传播,他说一张好的照片胜过一百万行文字。

切·格瓦拉之所以成为20世纪的英雄和传奇,是因为他只有39年的人生中包含太多可以构成丰富叙事和想象的事迹。比如在他12岁时,他就将自己与死于法国大革命的圣鞠斯特(Saint-Just)联系在一起,他每一年都会抄写圣鞠斯特献身法国大革命的遗言,因为他相信字迹与人的性格、心理和内在构成之间的联系,所以他要不断审查自己是否比去年变得更坚强、是否更接近宣言中的描述。

又比如摩托车日记中表现的他刚成年时漫游拉丁美洲的经历,也是他走向民间和底层、走向苦难的拉丁美洲和走向印第安人的过程。摩托车日记的最后一篇日记是没有日期的,他记录了一次奇特的相遇,他说他在夜晚遇到了一个人,他和他一起畅谈了拉丁美洲和世界、畅谈了资本主义和人类的未来,这个人对他预言说你注定要为了理想去死,你会勇敢地承担这个命运并且面对死亡,他说在你的身后人类将一分为二,人们将追随着你发出战斗的吼叫,人们将跟随你开始一场终结压迫和不平等的斗争。

我大概倾向于没有这样一个神秘的来客,或许是他的自我规定和自我期许。诺贝尔获奖者,也是拉丁美洲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博尔赫斯曾经写到切·格瓦拉时说他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很难看到一个人他的生命历程像是一个追溯,仿佛他计划了自己的生命,并且一步一步完成了自己的规划。

又比如,苏联秘密档案公布以后,一个当年由KGB(克格勃)派去监视切·格瓦拉的特工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个人已经知道他的肖像将悬挂在未来拉丁美洲民族独立的历史当中,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不愧对这个注定悬挂在历史长廊中的形象”。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回忆录写到他第一次遇到切·格瓦拉时,切·格瓦拉正在犯哮喘,他说他内心非常震动,因为他看到一个伟大的灵魂被束缚在伤残的身体中,他说他的一生中只遇到过两个人,你一看到他们就知道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有着巨大的柔情,这两个人是切·格瓦拉和周恩来。

有太多这样神秘、浪漫的故事,但我并不想沿着这个角度继续讲述这个人物,我只是想说这个人短暂的生命中包含了太多的谜。

我们再回到电影中来。切·格瓦拉和美国、苏联、20世纪、以及60年代的联结造成了这部电影的另一个特征,即索德伯格试图极度的节制来避免两种东西:

一是要避免沿着切·格瓦拉狂热爱好者的路径将他过度浪漫化。一个浪漫的切·格瓦拉可以呼唤起其热爱者的满足,但并不帮助这个形象在21世纪重新获得意义,而且切·格瓦拉的浪漫和21世纪现实、犬儒、功利的世界甚不相宜,我们不愿接纳这种浪漫,也不能兼容此种浪漫化。

二是要避免所谓的“客观”,那种极度的客观必然要遭遇到以客观和理性之名义已经审判了切·格瓦拉几十年的右翼主流叙述,所以索德伯格说他要“还原”切·格瓦拉,还原一个真实的切·格瓦拉,这也成为了整个电影最主要的叙事和风格基调。

如果大家看过索德伯格的电影的话应该知道,他的电影是可以非常夸张的、形式主义的、好莱坞式的先锋电影。但这部电影当中他在纪录片风格限定之下创造了两种风格,即电影当中不断地交替使用黑白和彩色,而黑白片段中刻意地使用新闻快片的视觉效果,粗糙的颗粒能够通过肉眼辨识。

他使用了晃动的手提摄影机效果来拍摄年切·格瓦拉作为古巴代表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的纽约之行。他设定了两个黑白场景,一个是切·格瓦拉在联大的演讲,他被美国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代表攻击,以及他的回应;另一个是切·格瓦拉接受一位美国女记者的访问,并讲述了古巴革命。这个访谈作为画外音成为彩色的古巴革命画面的时间线索和叙事线索,彩色场景是从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墨西哥的初次见面开始的,以古巴革命的胜利作为结束。

索德伯格用这样的手段创造了非常节制的纪录风格——黑白段落完全拍成纪录片,彩色段落也是纪录片和故事片的交错使用,并且彩色段落中使用的是浅焦镜头,能够透视的空间非常小。索德伯格给的解释之一是他没有得到古巴的拍摄许可,相反得到了不允许诋毁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警告,但是我在电影中确实看到了他诋毁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意图。尽管浅焦是一种藏拙的办法,但却形成了只有切·格瓦拉在焦点之中的画面效果。

我认为这种语言手段本身是症候性的,当你说你要“还原”历史的时候,你“还原”的是一个我们无法清晰看到的历史,也就是说你无法“还原”历史,你仍然只是尝试给我们一个切·格瓦拉的肖像,而不是一段切·格瓦拉所创造和亲历的历史。

另一个层面上,很多批评者已经指出整个电影当中切·格瓦拉完全是一个外在的形象,是一个行动中的人,而不包含任何的心路历程。事实上这个电影中切·格瓦拉一出现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世界革命者,至于他是如何成为的我们不得而知。

切·格瓦拉的故事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是他作为随队医生而参加古巴革命,在一个危机关头,他只能携带药箱或者弹药箱中的一件物品,在犹豫片刻之后他选择了弹药箱,也就是说他选择成为一个战斗者而不是随队医生。索德伯格没有拍摄这个典型场景,而且他有意识的在电影每一个战斗场景当中更突出切·格瓦拉救助伤员的场景,而不强调切·格瓦拉始终冲锋在战争最前线的形象。现实中切·格瓦拉甚至很少趴下,他几乎都是站着开枪,电影中几乎没有出现这样的场景。

索德伯格想要再现纽约时报最著名的几张画像,就是圣克拉拉战役之后切·格瓦拉的左臂受伤,他手上缠着白色的纱布,挂了一个黑绷带的照片。于是索德伯格在电影中拍摄了医生为切·格瓦拉包扎的场景,但没有展示切·格瓦拉是怎么受伤的。事实上所有的回忆录都讲到他是巷战时在屋顶上穿行向下开枪,不小心被天线绊倒摔断的胳膊。

所以我说,索德伯格有意识的没有展现那个“选择的时刻”,相反索德伯格一直在电影的呈现中让我们看到切·格瓦拉既是战士也是医生,他一直在战斗和救死扶伤的双重角色之间转换。

看完影片后我发现,索德伯格给自己的身份实际上是“辩护者”,他告诉我们说切·格瓦拉并不是选择成为“杀人者”,而始终既是“杀人者”也是“救护者”。在圣克拉拉战役中,索德伯格设计的场景是切·格瓦拉始终和后来的第二任妻子阿莱达·马奇并肩战斗,其中一个场景是阿莱达询问切·格瓦拉革命胜利以后是否留在古巴,切·格瓦拉回答说他要考虑留在墨西哥的妻子和孩子。这是索德伯格的“辩护”,为了维持切·格瓦拉道德的高度。很明显这是索德伯格的取舍,同时他把所有切·格瓦拉的思想、诉求都当作画外音旁白,是切·格瓦拉接受访谈时说的内容。

如果我们想象这样一个设定,当你面对美国主流媒体的访谈,你的回应很难是真实的内心展示,或者仅仅是一种表演,所以这条线索并不能构成切·格瓦拉的成长、内心、他做出选择的个人性和他做出选择的心理支撑及情感支撑,这些都是没有的。

在整个电影的设定中菲德尔·卡斯特罗是非常亢奋的,而且极具表现力和权威性,而切·格瓦拉则是非常沉稳、成熟和低调的。电影中三次表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切·格瓦拉的申斥和怀疑,这是非常奇特的选择,因为这两个人大概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友谊传奇之一。

在这部电影中索德伯格一直表现他们两人之间的隔膜、距离,以及切·格瓦拉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敬畏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切·格瓦拉的怀疑,我说这是非常特殊的选择,表明了索德伯格的一种态度。尽管索德伯格很爱切·格瓦拉,但仍然希望将切·格瓦拉和古巴革命区隔开来,只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英雄和伟大的个人放置在传奇的脉络中,而不把他和古巴革命内在的连接起来,这也是某种西方左派的基本立场。

切·格瓦拉是千真万确的是游击天才。他是一个在富裕家庭长大的孩子,他的父母亲都是纯正的欧洲贵族血统,然而整个古巴革命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惊人的游击才干。古巴革命后切·格瓦拉撰写的《游击战法》与毛泽东的《论游击战》成为所有游击战的入门读物,也成为所有欧美国家反游击战的必读物。

在电影当中切·格瓦拉的角色显得那样顺从、接受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一切调遣和安排,这样的一种还原本身不再能够构成一种对历史的还原,而是构成了索德伯格的试图对美国主流社会寻找一种接受和谅解的姿态,他希望人们去接受和谅解一个普通人、一位在大混乱和大灾难年代的战士,这构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效果。

所以我说在看完电影以后丝毫不会影响我对切·格瓦拉的理解,因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平庸的版本,一个试图理解、试图还原历史但失败的版本,一方面索德伯格本人可能并未到达那段历史,但更重要的是那段历史在今天很难被还原和再现。当我们不再分享那个时代被最优秀的人,也是被绝大多数人所分享的情感结构时,我们就很难在叙事的意义上去再现它。

索德伯格本来坚持电影4个小时的时长是必须的,但在制片商的反对下被迫分为了上下两集。上下两集的名字原本是《切·格瓦拉:革命》(Che:Revolution)和《切·格瓦拉:游击战》(Che:Guerrilla),中文翻译时则改为了《切·格瓦拉:阿根廷人》和《切·格瓦拉:游击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华语世界中“革命”二字所携带的禁忌性,某种意义上可以逆推切·格瓦拉所携带的禁忌性。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对于切·格瓦拉的批判主要有两点,一是说他搞垮了古巴经济,关于这点我已经陈述了大量事实(可回顾#12);二是说他是“刽子手”,这样一种说法来自年CIA出的一本传记《CheGuevara:ABiography》。

这本流传非常广的传记的作者是极右翼共和党报的主编,同时也是CIA的特工,可以说他完全是受命写一部诋毁性的著作。在这本传记中他成功制造了两个谣言,其中一个重要的谣言是关于切·格瓦拉在占领哈瓦那作为城防司令的时候,同时也作为新政权的大法官,他主持了一些群众大会的公审并执行了一些枪决。CIA的这本传记说切·格瓦拉在短时间内未履行任何的法律手续,直接杀害了-人,这是所谓“刽子手”的消息来源。

年因为遗骨的发现,引起了一阵“切·格瓦拉热”。于是全球出版了15本传记,其中一本非常著名的传记是由美国作者撰写的《切·格瓦拉传》,他用了七年时间写成,期间他走遍了切·格瓦拉曾经涉足的地方,也几乎见到了每一个尚在世的人,拿到了许多的一手资料。根据这位作者的考察,切·格瓦拉亲自签名的死刑判决书仅有3份。

我想说的是,哪个新政权的建立能够避免暴力?他们推翻的政权是一个军人独裁政权,而这个政权是以庞大的秘密警察制度和严刑、非法逮捕而著称。早期被处决的是一批背负着大量血债的秘密警察头子及军人,我想绝对不止3个。

切·格瓦拉究竟杀了多少人我没有办法了解,但法国的一位传记作者引用了当时的外国记者报道“新政府努力地想建立一种理性的审判程序,但他们完全无法控制公审大会上愤怒群众的疯狂”,“现场仿佛一个罗马竞技场”。

这就涉及到前面反复和大家讨论的,当我们重新讲述20世纪和60年代的时候那个非常有趣的标准,即和平主义革命者是伟大的英雄,而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是邪恶的。这样的叙述遮蔽了两个重要的层面。一是倡导暴力革命的切·格瓦拉与坚持议会道路的萨尔瓦多·阿连德之间深刻的友谊。在切·格瓦拉游击队与古巴政府断绝联系到切·格瓦拉被杀害之间的8个月内,唯一试图营救的是当时还是参议员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切·格瓦拉被杀以后也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派人在智利边境接回了游击队的幸存成员,并将他们送回了古巴。二是伟大的和平斗士马丁·路德·金与甘地都死于暴力刺杀。这让我们看到20世纪暴力的无处不在。最重要的是,当人们讲述这些20世纪的英雄与偶像所使用的暴力时,人们却不讲他们的对手的暴力。

对切·格瓦拉的另一个永恒的质疑是“输出革命”和“侵犯别国主权”。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再展开讨论。如果你拒绝接受当时在拉丁美洲各个国家之间达成高度共识的泛拉丁美洲主义,而且也无法理解20世纪最伟大的国际主义实践,也不能尝试去理解切·格瓦拉从来不曾将自己限定在某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之中,而是整体地认同全世界的受苦人,如果不是在这些层次上进行讨论,那么是没有意义的。

若你完全拒绝接受和理解我所说的这些历史的时刻、文化和这几种精神的追求,那么你所说的指控都成立,我没有什么可以辩护的。但如果你接受那个历史情景,你也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去分享这种指控。

在更多的情况下,我认为21世纪历史纵深感消失带来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对历史越来越无知,但同时我们丝毫不知道自己是无知的。我们以有知的骄傲张扬着我们的无知,而且在这样的前提下去接受谎言和重复谎言,还认为自己非常的特立独行——我们要去揭露20世纪偶像的真面目,我们也完全不受浪漫主义情调的影响。

电影中一位女记者问切·格瓦拉“成为一个革命的象征(Symbol)是什么感觉”,这段对话实际上来自于《古巴革命回忆录》,切·格瓦拉说“我唯一可以告诉你的一件事是我清楚的意识到我所代表的是底层拉丁美洲人民的希望,我不能忽略那些眼睛,那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如今的人们高呼着“古巴万岁”,说明古巴仍然是拉丁美洲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象征,一个威胁的象征或者一个希望的象征,象征着一种可能性。

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们一再重复着被政治、暴力和金钱制造出来的谎言,还觉得自己非常“独立”时,是因为我们完全不能再分享20世纪的历史结构。这里存在着一种历史时空的倒置——我们仍然假定今天是一个大家追随切·格瓦拉的年代,所以我非常骄傲和独立的选择不追随他,他不过是一个怎样怎样的政治人物。事实上,我们完全无视了切·格瓦拉所象征的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早已不是任何的主流,相反这显得十足的老土、过时和“有病”。

切·格瓦拉作为20世纪的传奇,在他身上浓缩了我们之前所讨论的60年代精神,或者说20世纪的遗产。我们看到切·格瓦拉本人是一个伟大的“背叛者”,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种族。

感恩节是最早的北美新移民庆祝丰收的节日,但他们最早是和印第安人一起庆祝,因为是印第安人接纳并帮助了他们建筑最早的房子,以及在土地上耕作。然而他们的回应却是将疾病传给印第安人,并且用种族灭绝的方式使印第安人从北美洲消失。在这以后,他们才创造了一个关于新移民来到荒原上开垦,面对严酷自然环境,并且经历了百般磨难的故事。到今天为止,普通的美国群众都会讲一个故事,说美国的文化传统是每建一个社区都会先建两个东西,一个是学校、另一个是救火队,因为当年在荒原上受过没文化和火灾频发的痛苦。当然某种意义上这是真的,这是移民历史中的经验,但另一种意义上这是假的,因为太多的东西被删去,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从印第安人那里得到的帮助以及他们回馈给印第安人的杀戮、迫害与最终灭绝。所以我说,在这样特定的历史中,感恩节变得非常丑恶,携带着谎言、血腥和暴行。

在整个这样的谎言中,阿根廷曾经是特殊的例子,因为这片土地没有原住民,是由欧洲移民开垦的,所以阿根廷的混血主要是在不同的欧洲移民之间展开,而不是欧洲殖民者和印第安原住民的混血,这是客观历史原因。另一方面切·格瓦拉本人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脉络之中,是纯正的欧洲贵族血统。

切·格瓦拉在最早的拉丁美洲旅行中看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辉煌璀璨的印加文明,以及这样的文明是如何被殖民者的野蛮所毁灭;同时他看到了拉丁美洲原住民的苦难,并且毫无保留的认同了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所以我说切·格瓦拉的选择没有任何所谓历史的、文化的、或者说个人血缘方面的原因,而是对于拉丁美洲的文化传统的认知,是20世纪的“高贵的背叛”。

我在这部电影的中文影评中看到一条评论说“对这种极度人格分裂的心理症患者我无话可说”,大概如今的人们永远难以理解一个医生为什么会成为战士,或者一个诗人如何成为革命者,无法了解许多20世纪优秀的人所做的选择。那个时代有太多优秀的精英投身到为被压迫者而战斗的事业当中,他们都死于自己的青春年华,这在各国的革命历史中例子太多了。按照今天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我们很难理解那些年轻的人如何有那样的笃定和选择。

所以我说,20世纪或者60年代的遗产包含了一种情感的力量,一种特定的情感力量所形成的我们很难真正去分享的情感结构(StructureofFeeling)。

切·格瓦拉的一生中有几种情感反复的出现,其中一个是愤怒,他留给孩子的遗嘱说“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不公正的事情你不气得发抖就不算人”,这是一种真正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即世界每个地方的苦难都是我的苦难。

另外一个情感是激情,同时包含了蒙难和献身的冲动。

还有一个情感是爱,切·格瓦拉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让我冒着被人嘲笑的风险说出来吧,引导着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这种爱不是我们有所限定的对家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对故土的爱等等,而是一种对人类和世界的爱,一种相信人类应该有更好的命运、人们应该享有更好的生活的信念。但是更好的命运和更好的生活不会掉在我们头上,我们只能去争取。

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更羞耻于谈论“爱”,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说爱也越来越肉身化。最粗俗的说法大概是“衡量爱情的标准是阴茎的硬度”,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已经无言以对,爱只能是性和欲望,而不再是引领人类自我提升的东西。

从20世纪具体的政治理想到20世纪后半叶形成的情感力量,切·格瓦拉作为20世纪的英雄和偶像,他向我们展示了那个历史,让我们能够通过他去体认那份高尚。

第二小节的内容结束啦~

下一节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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