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禁教同时容纳传教士在宫廷服务
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逝，皇四子胤禛即位，为雍正皇帝。新皇帝本来也没有他父亲那样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偏好，他更注重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问题。他曾说：“教友惟一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实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艘战船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再加上一名传教士穆敬远和一位信教亲王苏努曾经卷入了皇室兄弟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增加了他个人对天主教和传教士的反感。为此他将曾为康熙最亲近的、掌管西洋传教士事务且对传教士颇为友好和同情的大臣赵昌下狱论死。
年12月，浙闽总督满保查禁了福建福安的天主教堂，并上奏曰：“查西洋人留住京师尚有修造历法及闲杂使用之处，今若听其在各省大府州县起盖天主堂大房居住，地方百姓渐入伊教，人心被其煽惑，毫无裨益。恳将西洋人许其照旧在京师居住外，其余各省不许私留居住，或送京师，或遣澳门，将天主堂尽行改换别用，不许再行起盖。”几次禁教的议论都首先来自福建，这正是颜珰等反对中国礼仪而惹出的乱子。相反，在其他城市，除了北京之外，如在广州就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这在后面将谈及。
雍正皇帝对此奏折作了批示，圣旨曰：西洋传教士除“留京办事人员外，其散居直隶、各省者，应通行各该督抚转饬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历数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门安插”。
关于康熙曾经下令由内务府颁发给遵“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的准予传教的“票”，雍正宣布一律废止：“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进行查出送部（指礼部——笔者注），转送内务府销毁。”对于国人信教者，则“令其改易，如有仍前聚众诵经等项，从重治罪。”“所有起盖之天主堂，皆令改为公所。”地方官员如“不实心禁饬，容隐不报者”，也将一律治罪。一场全国范围的、雷厉风行的禁教风潮就这样开始了。
但同时他又要求官员们在遣送传教士时，对待他们应加以照顾，不可过于苛刻。他说：“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该督抚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混行扰累。着行各省督府伊等搬移时，或给与半年或数月之限，令其搬移。其来京与安插澳门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
这时在京师钦天监供职的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大胆地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提出：“澳门非洋船常到之地。若得容往广东，或有情愿回国者尚可觅便搭船。”另外在京的西士之家信，也一直由广东代转。因此请求皇上开恩，允许“西洋之人愿赴澳门者听往澳门，愿往广东者容住广东”。对此雍正作了朱批，言道：“朕自即位以来，诸政悉遵圣祖皇帝宪章旧典，与天下兴利除弊。禁令尔等往住澳门一事，皆由福建省诸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朕因封疆大臣之请、庭议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岂可以私恩惠尔等，以废国家之舆论乎？今尔等既哀恳乞求，朕亦可谕广东督抚暂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确议再定。”算是给了戴进贤等人一点面子。
最后经礼部与两广总督孔毓协商同意，认为：“西洋人先后来广东者未有生事犯法之处，于吏治民生无甚大害，亦无裨益。唯一旦尽送澳门安插，滨海地窄，难以聚居，亦无便船，搭船本国。广州省城则回洋聚泊之处。应将原住广东省城及各省陆续送到之西洋人，俱令暂住在省城之天主堂居住。其年壮健及愿回西洋者，令其陆续搭船回国，年终造册报部。其年老有病及不愿回西洋者，仍听居住省城天主堂，不许各处行走。倘不守本分，或招地方难妇行教诵经，治罪逐回。”雍正批曰：“依议。”
雍正曾多次向在京的传教士阐明他的宗教政策。
年10月24日，雍正皇帝在丧服期满后召集在宫廷服务的所有传教士（共21人，其中耶稣会士17人）到圆明园。皇帝问候了几位老者，并赐奶茶。然后他谈起了宗教信仰问题。他说，你们是中国的客人，是来宣扬上帝的《圣经》的；同样，喇嘛、佛家僧尼还有阿拉伯人也是中国的客人。他说，每个大帝国都有符合本国国情的经书。中国有自己的经书——儒学。满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欧洲人都有自己的经书。他说，各国的经书都是好的，因为每一种经书都认为必须为善并教会别人为善。“但是，如若要将各种宗教信仰加以比较的话，”皇帝说，“哪种宗教能与中国文人的学说——儒学相提并论呢？”
雍正皇帝还说：“所有的宗教信仰的目标都是同样的，是多位一体的。‘天’、‘佛’、‘天主’，还有穆斯林信奉的‘安拉’都是一回事。用一种宗教去反对另一种宗教，这有违常理。你们欺侮佛教徒，反对他们；他们反过来又一报还一报，攻击你们的《圣经》。虽则每一种宗教本身都是好的，但他们的信徒中间总有坏人，这些人违反教义和教规。对这些坏人必须加以处置……”
雍正还说：“如果信奉你们宗教的我国臣民违反了我国的法律，你们将怎样惩处他们？你们手上又没有权力。难道你们想要朕授予你们惩处朕的臣民的权力吗？”“你们还说，你们的教和我国的儒教没有多大区别。果真如此，你们又何必把你们的教强加于我们呢？如果两者还是有区别，那么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是不会为了你们的宗教而放弃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学的。”
雍正皇帝一方面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一方面继续允许不排斥中国礼仪的传教士在北京为宫廷服务。年4月14日，严嘉乐曾记述道：皇十三子“以皇帝的名义将苏霖、费隐、冯秉正神父及俗家修士郎世宁召进宫”，劝他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安静地生活，宣传自己的信仰，不要管别人的事……此后，新皇帝通过这位皇子告知郎世宁，让他画几幅画。皇帝陛下很喜欢他的艺术作品，常赐给他特别丰厚的礼物”。同在北京的捷克籍耶稣会士严嘉乐悲哀地叹息道：“真想不到基督教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只有靠耶稣会一名教士的画笔才能救他……”
一份由严嘉乐撰写的《年中国的传教工作报告》这样写道：“由于皇帝允许那些可以为他服务的外国学术专门人才到北京来，利用这一机会留京的有：葡萄牙人高嘉乐，他是直隶省正定的传教士，现任我们教省副会长，他是靠他的数学；葡萄牙人徐懋德，他曾在广州定居若干年，他是靠他的天文学知识；山东省的方济会士康和之；湖广省最尊贵的主教穆伦内尔，他是私自来北京的，后来又自动离开宫廷去广州。”
“住在（葡萄牙）耶稣会住院（指南堂——笔者注）的人有70岁的葡萄牙人苏霖，他是望远镜专家；奥地利尊贵的神父费隐，他已任住原道长两年多，他是测地学家；巴伐利亚人戴进贤，他任钦天监监正；葡萄牙人徐懋德，他是住院的总管和视察员；还有我，摩拉维亚人，搞音乐；林济各教士，他是瑞士人，但归属于捷克教省，是钟表师；那不勒斯的教士罗怀中，他是外科医生；米兰的郎世宁，他是一名杰出的画家，深受皇帝及其他官员的宠爱，一直在宫中任职；佛罗伦萨的教士利博明，他是铜雕刻专家；还有一名佛罗伦萨人佛贝利，他是作为军事建筑师来中国的，是住院的副总管。”
“居住在属于我们住院的‘圣徒约瑟夫住宅’（指东堂——笔者注）的有：视察员高嘉乐神父，不久以前他曾任教省的副会长，他不在宫廷服务；中国人樊守义，他从事教会管理，不在宫廷服务；郎世宁教士（上文中我误将他列为居住在住院的人之一）。”
“居住在法国神父的‘圣徒萨尔瓦多住宅’（指北堂——笔者注）的人有：视察员殷弘绪，他不在宫廷服务；白晋，这位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以阅览中国书籍自娱；翻译家巴多明；测地学家雷孝思和冯秉正；神父宋君荣和雅嘉禄，他们等待作为数学家到宫中服务；还有安泰教士，他是外科医生。”
此外，留在北京的还有“传信部的乐师德理格、圣衣会的神父马尔蒂（视察员）和那永福（乐师）、巴伐利亚的雕塑家希佩尔。”
［作者］
余三乐
［编辑］
付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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